Barcelona - Palo Alto
欧洲最大的都市再生计划,源于巴塞罗那一处秘境花园
2018-04-13 | 撰文:王罕历/摄影:KIMISA & NIC/采访协助:欧阳丹

转型,一个充满魔力的词语,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反复提及:都市转型、产业转型、风格转型、职业转型……它似乎成为任何事物遇到问题时首先被想到的办法,它又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积极的一面是,它意味着改变与创新,提供一种大到城市小到生活习惯的、审时度势的解决方案;吊诡的另一面是,如果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离了坚持与定力,转型比不转更可怕——你为了某种成功的参照与模式而不断转型,结果通常就是陷于无 “型” 。诚如这几十年来,全球各大都市都以 “转型” 为一个关键词,来改造它们动迁成本过高而又无法放弃的旧工业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 SoHo、七十年代的利物浦和马赛、千禧年后的北京 798 以及继而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工业创意园……在借助知识与创意产业实现城市区域与人居环境改造的转型中,我们如何定义 “成功” ?是区域活化后地块炒热?是产业改造后的都市软实力增强?是创意驱动生活的在地幸福指数提升?

 

由于所处的立场不同,此类转型注定面临罗生门式的 “成功”,平衡其中各方的利益与诉求就变得至关重要。单向度的成功在此往往表现为强势方短视的频繁 “转型” 和过河拆桥式的快餐式 “利用” ,忽略创意驱动型产业的根本与可持续性,快速变现,进而变味、变样、凋零。今次 URBAN MATTERS 来到巴塞罗那的 Poblenou ,这个在十九世纪末一度辉煌的老工业区中有一座改造自纺织工厂的创意园:Palo Alto。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一群艺术家、设计师重新发现了这个地方时,它看起来像一座荒芜的岛屿,飘零于巴塞罗那最未知贫穷的边界。三十年后的今天,Palo Alto 却成为巴塞罗那乃至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创意大本营和产业转型复兴的样本。

 

驻扎这里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用三十年时间搭建并维护着这个属于自身群体的理想园区与创意平台,并以行动影响着市政府对都市再生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导向。在良性发展中,他们如何改造、运营、博弈、壮大?都市中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到底是如何?本文通过对其几位核心创始人的深度访问,试着探讨在创意驱动都市再生与社区理想生活构建层面的更多可能性。

 

 

 

1992 年夏季,应该有许多放暑假的同龄人如我一般守在电视前看奥运。二十多年过去,那些具体赛事早已淡忘,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个空前绝后建在半山腰的露天十米跳台,它背后是以安东尼·高迪的圣家堂为视觉中心的全城美景,运动员屏气凝神居高临下,再身姿卓绝一跃而起……毫无疑问,这是留在一代人心中最经典的奥运画面,也正是在那时,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座城市,叫巴塞罗那。

奥运会跳水摄影图

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无疑是借助全球体育盛事推行城市品牌形象的典范,这不仅在于城市配套建设与赛事组织安排——多年来当我们聊起重大城市活动的视觉传达设计,也总绕不开它:以比利牛斯山牧羊犬为原型设计的吉祥物 Cobi。这只原创于 1988 年的小狗形象拙朴机灵,随性的简笔与配色颇有胡安·米罗(Joan Miro)的童趣,而一体多面中又暗藏立体派祖师毕加索式的玄机,加之为其设计的一整套视觉系统与形象周边,借着奥运会,Cobi 成为一代人心中最成功的吉祥物,至今在全球收藏界拥趸无数。其实除却宜人气候与丰富美食,巴塞罗那一直是欧洲乃至全球创意产业重镇,大到每年的全球移动通信大会,小到三人成刊却名扬世界的独立居家生活杂志《Apartamento》,巴塞罗那人懒是懒了点儿,脾气也挺犟,但机灵自我:自视甚高、自得其乐、自有章法——天生创意人个性。

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吉祥物 Cobi 的招贴,由 Javier Mariscal 设计

罗马人在公元三世纪来到巴塞罗那,在中世纪建立了以现今加泰罗尼亚广场和主教堂为核心而辐射的都城。虽诸事随性不拘一格,但巴塞罗那人在城市规划上却功能分明:往昔老城哥特区(Gotic)被较为完善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巴塞罗那城市规划的核心与起点,也是最集中的旅游胜地;横平竖直的扩展区(L’Eixample)作为现代都市规划的样本之一,与散落其间的建筑巨匠安东尼·高迪的大多作品一起,为世人铭记;恩典区(Gràcia)透露着新世纪波波族的烟火气,一点波西米亚的不羁,一点布尔乔亚的时髦,穿街走巷间尽揽城中 “小确幸”;港区巴塞罗内塔(Barceloneta)挨着“山”区蒙特惠奇(Montjuïc),包揽了当地人闲暇时 “跋山涉水” 亲近自然的日常所需……而原先偏于城市东北一隅的 Poblenou,直到近年因 Palo Alto 带动的整个 22@ 区改造和产业转型的成功,才为更多人关注并称道。(作者注:22@ 区并不是一个行政规划出来的区域,它更像是巴塞罗那市政府针对老工业区向创意产业新区转型所圈定的策略性区域,成为欧洲最大的都市再生计划的一部分。它于 2000 年启动,其模式近年为诸如里约热内卢、开普敦、波士顿、伊斯坦布尔等国际都市所借鉴。巴塞罗那市政府决定启动这一庞大再生计划的缘起,正是因为 Palo Alto 模式最先为创意人实践成功,并良性发展多年。)

从提比达波山俯瞰巴塞罗那(插画:Javier Mariscal)
巴塞罗那部分城区分布图

Palo Alto 的身前事,听来一如众多耳熟能详的创意园故事的开头:在近代工业革命初期,Poblenou 仍是巴塞罗那城外为人遗忘的蛮荒之地。由于地势西高东低(西面靠提比达波山 [Tibidebo],东面临地中海),山上顺势而下的淡水与东面倒灌而入的海水,令 Poblenou 积水潮湿,蚊虫滋生,无人居住。直到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巴塞罗那迫切需要在城市周边发展工业时,市政府才着手大兴土木将其规划为工业区,因为既不影响城市文脉,又不会惊动市民原本的生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劳动密集型、高污染的工业从欧洲现代都市中逐渐隐去时,Poblenou 再次沦为被遗弃的厂房废墟。

现在的园区一片绿意,只有远处的高烟囱默默伫立着,诉说着 Palo Alto 的曾经

幸好并不是每个创意园都有雷同的结局。两年前的初夏,在参观完 22@ 区的新地标之一巴塞罗那设计中心(Disseny Hub Barcelona)后,正赶上城中闻名的 Palo Alto 月初生活市集,于是撞日慕名前往凑热闹。Poblenou 仍留存着众多未被重新开发的工业厂房遗迹,百废待兴的样子,而一踏入 Palo Alto 的园区大门,却像掉入了爱丽丝的 “兔子洞” :所有建筑被绿植环绕甚至入侵,近万人在这座由厂房与地中海植物共同搭建的半野生乐园里玩乐。当地年轻设计师与手工业者带着自创品牌在这里练摊儿;本土音乐人每天组织六场现场音乐表演;城里新兴的餐饮品牌和美食创业者提供五花八门的酒水小食……自 2013 年以来, Palo Alto Market 在每月的第一个周末如期而至,两天吸引将近三万人前来,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与发展,已成为全西班牙关注度和参与人数最高的创意市集。

 

过了月度嘉年华,平日里的 Palo Alto 则平和静谧:设计、摄影、建筑、广告等不同领域的十几个工作室,很多在此一驻扎就二三十年。两个仓库改造的公共空间用来举办联合 “工会” 的展览与会议。这里的创意工作者们因多年的凝聚与默契,达成某种创作与生活其间的共识与理想,并常年守护之。徜徉在仙人掌花园和棕榈之路,能很好地感受所谓 “诗意的栖居” :专职的园丁和进驻工作室的员工一起维护绿化,照料植物,喂养野猫和鸟类。中午园区食堂可供员工用餐,如果不想吃食堂,大家还可以自带沙拉、三明治围坐在绿意盎然的庭院里聊天聚餐。除观赏之外,他们还开辟了有机菜园,种植日常食用的蔬菜与香料。

 

很难想象 Palo Alto 已在此运营了三十年,它没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却又比现时几乎所有创意园都“时髦”——带着自信与淡然的隐秘花园,看似野蛮生长实则由多方关注悉心呵护而成——后自然派(post-naturalism),为此我生造了一个概念词语,而其实 “绿色” 就足以概括 Palo Alto 的精气神:被绿色植物围绕的园区,从事绿色无污染的创意产业,启发绿色保育的都市再生,提供绿色可持续的运营与创意孵化平台。

在植物园里工作才是正经事(摄影:NIC)

对 Palo Alto 创意改造都市模式的好奇,促使我计划今年专程再访,而当发掘其幕后推手竟是 Cobi 之父,出生于巴伦西亚的巴塞罗那设计师与插画家哈维尔·马里斯卡尔(Javier Mariscal)时,这趟探访之旅就变得更理所当然。

 

 

 

在园区第一次碰到哈维尔的那天并非正式约见,园艺家荷西(Jose Farriol)带我们逛到他工作室门口,他正同几个工作伙伴讨论完一拨今年将要同政府续签的承租规划方案。哈维尔代表这里的艺术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政府签订的合约马上到期了,适逢承启阶段,他们需要给出今后二十年的发展规划,以获得继续使用这片区域的权利——这对于哈维尔来讲成竹在胸,只是难得百忙中饭前凑一块儿,就找个话题天南海北地讨论下等吃午饭。片刻看表一到西班牙人雷打不动的饭点,也就相互道别“鸟兽散”了,毕竟吃饭是人生大事。

 

临走时他看到我们,便冲着老友荷西一路小跑过来,迎面一个大大的拥抱,一通贴面与手舞足蹈的聊天后,他跟我们说着西语口音的英语:“我真得吃饭去了!不知道你们习不习惯贴面礼,那咱们就握手道别吧!欢迎来到巴塞罗那!记得我们周五的会面!” 媒体上的哈维尔多半不苟言笑,见面前我将其预设为一个容易吹胡子瞪眼的设计明星,那几天心里还在打鼓该如何突破访谈的心理防线。没想这偶然的轻松相遇,即刻打消了我多日顾虑,倒怕这设计顽童发散太远,开始满嘴跑火车了。

荷西与哈维尔(摄影:KIMISA)

哈维尔的工作室位于 Palo Alto 园区的最里面,这栋四层厂房建筑被栽种了十七八年的常青藤包裹得严严实实,目前只有六个正式员工的工作室占据着首层的拐角。像所有设计师的办工区域一样,这里存在着某种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厘清的“混乱的秩序”,显眼处是目不暇给的插画稿与设计打样,以及图腾般的设计品:首代苹果麦金托什电脑、埃托·索特萨斯的阳具花瓶、伊姆斯的椅子……还有数不胜数形色各异的奖座,以跳蚤市场的规模散落在各处,引我们自在探宝,他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来访,哪怕稍微整理下室内和陈列,而这浑然却恰到好处,就像同发源于巴塞罗那的 Apartamento 所坚持的:比起样板间,我们更愿意看到空间主人此刻生活工作于此的样子。也许这也是西班牙人骨子里的共通——热爱生活的本来面目。

哈维尔工作室即景(摄影:KIMISA)

“我忙完手头的一点活儿啊!你们先自己随便参观下,我很快就好。” 哈维尔从显示器后探头出来跟大家打招呼,握着笔的手还不停在手写板上划拉,口中念念有词,“中国,中国,我去过三四趟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噢!北京雾好大,我有次去了什么都看不见……相比我更喜欢上海……”

趁哈维尔收尾工作的功夫,我们从他助理那得知,马里斯卡尔家是来自巴伦西亚的大家庭,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大多从事艺术设计相关职业,目前除去哈维尔,还有三位也在 Palo Alto 工作,萨丁(Santi Mariscal)负责园区的管理与公关,佩德里和宝拉兄妹俩(Pedrin Mariscal & Paula Mariscal)负责创意市集的运营。

 

1988 年,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哈维尔想扩大工作室规模,而他位于老城波恩区(Born)的工作室很难再扩建,于是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当时还相当偏远的 Poblenou 考察。看了一处不太满意的用地后,他去附近酒吧小酌,恰好遇上熟人说起此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人神秘地掏出一把钥匙:“我这边有个废弃的老厂房,你要不要去看看?” 这人就是最先发现并准备启用 Palo Alto 的艺术家皮埃尔·洛卡(Pierre Roca),而哈维尔就这么机缘巧合地看中了当时还是纺织厂的这片遗址。

拜访 Palo Alto 时恰逢冬季,虽少些了夏日的绿意,俯仰间仍随处风景(摄影:KIMISA)

“当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甚至还残余着几条厂区运输用的小火车轨道,不过这空间真宽敞明亮啊!我有点心动,但确实用不了那么大的地儿。皮埃尔看出我的心思,就建议说:要不咱们再拉上一些设计师朋友一起进驻这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好友费尔南多(Fernando Salas),你看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都仍在这里。” 说话间哈维尔指向工作室窗外,他隔壁就是费尔南多的工作室 Salas Studio。“刚来时没水没电,我们就自己找市政解决,毕竟我们都是设计师,空间的改造和布置也不在话下,但我们不做过多的改动,保留工厂建筑本来的样子,这样它作为遗址的历史就得以留存。其实我挺喜欢 “工厂” 这个概念的,纺织和创意都是生产,这里过去生产羊毛织物,现在生产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建筑、雕塑、海报、广告、动画……只要从事劳动生产,就是工厂。” 哈维尔这一套 “创意工厂论” 颇朴实,在他进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朋友也跟随而来,逐渐形成小气候。因为厂区内一直伫立着一根废弃的高烟囱,皮埃尔和哈维尔一拍脑门儿干脆就将这片区域重新命名为 “Palo Alto”(作者注:西班牙语里,“Palo”有树木、杆子、烟囱之意,“Alto”则是高的意思),也恰巧跟美国加州的小城同名。

 

 

 

在当时那个时代,纽约 SoHo 还是懵懂中边走边看的都市实验,伦敦尚未启用 “创意产业” 这一世纪提法。大家对创意产业、都市活化、绿色生活还没有什么既定的模式与概念,一切都是新的。Palo Alto 的联盟特性与自治权给了他们极大的发挥空间,而哈维尔则是这个不断生产创意的设计师工厂强大且持久的引擎。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随着吉祥物 Cobi 的风靡,哈维尔也成为扬名国际的设计明星,很多设计师慕名来到 Palo Alto 朝圣,又令当时刚刚起步的创意园区名声大噪。紧接着媒体曝光随之提升,越来越多的巴塞罗那人开始关注这片区域,当地报纸《La Vanguardia》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期报道中,专门讨论了 Palo Alto 从昔日旧厂房到现代创意产业园的变化。而烦恼也随之而至:在短短三年间,Palo Alto 的土地租金翻了三倍,这让哈维尔有点懊恼:“进驻这里的设计师大多是刚起步的创业者,我当时和大家一起来到这里,也是想有一个长期稳定、安静愉悦的工作环境,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创作。” 于是当时已声名在外的哈维尔决定担起带头大哥的角色,联合大家成立了设计师联盟,作为代表同政府谈判,协商条件并签订长期租约。

公众眼里的哈维尔和哈维尔心中的自己

哈维尔并没有透露最初与政府签订租约时的租金,而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份合约签订于二十年前(目前即将到期)。这份合约由哈维尔于 1997 年成立的 Palo Alto 基金会(Fundació Palo Alto)同政府签订,合约明确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基金会负责园区的管理与运营,通过促进文化与艺术创作带动区域发展,活化社区,维护历史建筑。政府将 Palo Alto 今后二十年的土地与建筑使用权交给基金会,但基金会有责任修复和维护厂房建筑,并为此交纳每月每平方米 416 比塞塔的修复基金和 250 比塞塔的维护基金。(注:当时西班牙还未使用欧元作为通用货币,西班牙的货币单位为比塞塔[ peseta ] ,在 2002 年比塞塔在西班牙停止流通前,欧元与比塞塔的汇率比为1:166。)

 

于当时园区的使用者而言,这显然是非常优渥的条件;从市政府的考量,这是一处都市改造实验,他们愿意先施以优惠政策加以保护,观察发展趋势,然后再见机规划今后的商业模式。“其实政府也不想我们最后承担不起租金撤退,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看到创意产业作为都市转型发生器的巨大潜力,但一切尚未成型,不过那届政府和之后的都不错,当时的整体环境对新事物也比较宽容。他们对这里有耐心,也有信心,现在看来他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哈维尔提及当时与政府的合作,负责的官员 Maragall 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当年的选举中,他将 Palo Alto 作为以文创活化都市社区的重要施政策略,并在今后兑现了他的承诺。随之政府确实看到了效应:Palo Alto 周边的区域渐渐有人问津,一些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开始搬到附近,将厂房改建为生活工作一体的 Loft 公寓。按常理来说,原先工业用地的性质是无法提供城市居民生活工作用途的,令人欣慰的是,政府继而在 Poblenou 所做的,并不是以违章之名驱赶已经入住的艺术家,而是以此为契机,以新政策改变土地用地性质:把原先单纯的工业用地转换成集居住、商业、工业、休闲为一体的综合用地。以此为前提,欧洲最大的都市活化项目成为可能。

 

而对于 Palo Alto 来讲,随着政策和租约的稳定,进驻这里的设计师工作室在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扩充到二十多家。进驻这里就必须加入基金会,这有点像一个小型的专业工会,也像一个创意人自治社区,他们既是创意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并以较高的自由和自觉来维护和打造日常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他们有时候会集结各方力量和优势来共同完成一件作品,比如曾获得 2012 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提名的电影《奇可和丽塔》(Chico & Rita)就是 Palo Alto 园区艺术家们的共同创作:哈维尔是故事的原画;费尔南多是影片的导演;哈维尔的兄弟萨丁(Santi Mariscal)是影片的制片与音乐制作;他的另一个兄弟托诺(Tono Mariscal)则是副导演之一。这里的合作不限于设计领域,曾全球排名第一的米其林三星餐厅斗牛犬(elBulli)的明星主厨费兰·阿德利亚(Ferran Adrià)也曾受西班牙著名酒业集团康沛尼(Campeny)邀请,同他们一起在 Palo Alto 驻地开设短期创意工坊,并将他在分子料理领域的创意用于预调酒的创新实验。这也许是费兰在他漫长的餐厅经营与美食探索之路上,很特别的一次跨界合作。

 

 

爱随手涂鸦的人走到哪画到哪,无论是A4纸还是窗玻璃(摄影:KIMISA)

哈维尔非常明确 Palo Alto 后续的发展规划,若前二十年的 Palo Alto 是养精蓄锐实现区域发展和创意自治,那接下来二十年的 Palo Alto 将实践规模化多样发展的野心。他们本身是带有社会改良基因的创意团体,而同时也希望提供有创意的设计服务与孵化机制,让更多本土年轻设计师借助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谈及策略层面,哈维尔变得极有条理:“我将这多样化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最主要的部分,由我们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设计公司来负责承担园区大部分租金和运营费用;第二部分,我们想招募一些支付能力有限但已崭露头角的独立设计公司,在他们发展关键期助推一把;第三个部分,我们将构建一个联合办公空间,但它是主题性质的,只提供给那些刚毕业或者事业刚起步的年轻独立设计师;第四个部分,我们则想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招募一些对设计感兴趣的残障人士,提供特殊的专业培训与辅导,设置校园开放日,组织周边社区的学生来参观……总的来说,我们想在今后的二十年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你知道这其中没什么奥妙,好就好在简单,人总是越简单单纯才越有创造力,艺术家更是如此。没有第三方,涉及的利益和诉求我们就直接同政府沟通,或者由我代表大家来解决,他们只要关注自己的创作就好。基金会本身由设计师联盟过渡而来,我们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基金会内部管理就更加扁平化了,因为大多进驻的设计公司都待了十几年了,大家彼此间就像老街坊,凡事都商量着来,也互帮互助。比方明天你们要办个员工 Party,今天其他工作室的人空了就都过来帮忙,下周他们要有个展览,那对策展方面有专业见解的其他人,也乐得参与讨论。我们首先是有意思的人,其次再是专业设计师。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筛选进驻这里的工作室的标准。” 哈维尔谈到基金会自治时就滔滔不绝起来,毕竟这是 Palo Alto 最值得探讨的管理和发展模式,“我们和政府签的二十年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接下来我们会续约,并且向政府提供关于 Palo Alto 的下一个二十年规划。之前我们这些工作室承担的修复和维护基金近二十年来都用来打造园区了,将这里从一个废弃的荒蛮之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创意工厂。接下来的二十年,不管 Palo Alto 还是 22@ 区,都会成为巴塞罗那的亮点,这里才是未来。”

 

哈维尔突然话锋一转,夸起了摄影师帽子的戴法。因为频繁出差,为了节省行李空间,摄影师总是将草编和羊毛两顶帽子叠戴在头上。“这想法儿不错!我以前有张宣传照也是头戴三顶礼帽。”说话间,他起身从衣帽架上拿下自己的巴拿马草帽,二话不说扣在了摄影师的头上,“我再给你加一顶,你就和我一样会玩帽子戏法儿了!”也许是访谈于他太过于正经,这样的灵机瞬间频频穿插于话题的缝隙中,就像个顽皮的优等生,总是以最短时间回答正确后,以开小差般的玩笑给自己放个空。对摄影师来讲他是个考验,因为很难捕捉哈维尔某个定格的瞬间,他的肢体语言与拟声词,一如大多西班牙人那么丰富;而他的手,一半时间在空中比划,一半时间夹着烟,拿着笔在纸上涂鸦,边说边画,像是在为他的话做补充说明,又像是这手头稿纸上的笔划在牵着他的思路不断回溯涌现,一个全然图像思维的天才,一个离不开画笔的说书人。

园区插画师为创意市集设计的地图导览

说到 “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那自 2013 年开始举办、在短短五年内一跃成为西班牙最热门创意市集的 Palo Alto Market 绝对算是一件。这个市集在五年内共有 37 万人购买门票入场,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超过 15 万,参与的年轻创业者和小微型公司多达 2500 家,稳居西班牙同类创意市集首位。“ Palo Alto 每月的市集于我们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许你是一名大学生、一名居家主妇、一个美食爱好者……你可能对什么创意产业啊、都市规划啊并不感兴趣,但你应该会对贴近日常生活的设计品、对户外聚餐与音乐会、对绿意盎然的植物园感兴趣,那来这里就对了。这里找不到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都是巴塞罗那本土设计师自己的品牌,甚至还有手艺人一针一线缝制的鞋帽。除了逛集市,你还可以品尝独立咖啡工坊的精品咖啡、西班牙和拉美系的特色美食,我们最近市集上最火的就是一个做秘鲁菜的年轻厨子,确实太好吃了!还有歌手会在现场演唱,我们每月会请六组音乐人,他们说不定今年在这里,明年就去 primavera sound(巴塞罗那当地最有名的 live house)唱给更多人听了呢!”一提到 Palo Alto Market,哈维尔又滔滔不绝起来,这是他认为这几年最有趣的尝试,并因此切实与普通市民建立了联系,也让 Palo Alto 的美誉度极速提升,“我们的宗旨就是把市集打造成一个更市井、更接地气的创意生活场所,同时我们提供给当地年轻的创业者和设计师很多机会,为他们搭建一个面向大众市场的平台。我很开心这些年看到一些年轻人把这个市集作为起点,被更多人发现、喜爱,然后发展壮大、独当一面。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如果说 Palo Alto 园区是专业化、内聚性的设计师平台,那 Palo Alto Market 就是个大众参与的开放平台,两者恰好互补。组织每月市集活动的负责人是哈维尔另一个兄弟佩德里(Pedrin Mariscal),他主要对参加市集的艺术家、设计师与厨师进行合理的筛选,经过这些年的运营,他也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标准:首先,他们必须是当地的、刚刚起步的创业者和品牌;其次,他们应具有创新性与商业发展潜力,并且对环境友好;再次,参与的机会和次数有限,要有良性的新陈代谢,为更多更年轻的人创造机会。这个市集是一个集娱乐、创意和文化于一体的大聚会,它已然成为巴塞罗那人周末休闲的重要场所之一,它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娱乐休闲方式、一个定期的体验消费场所、一个公共的文化创意平台。

 

 

也许唯一对 Palo Alto Market 略有微词的,是哈维尔自十九岁就认识的挚友,十几年来一直用植物改造这个创意园的园艺家荷西(Jose Farriol)。

 

 

 

 

 

见面那天,荷西从距离巴塞罗那五十公里外的家里坐车赶来,平时若城里没什么工作和会面,他都呆在森林中的家里,鼓捣他的植物样本,制作分类图录,画画园艺景观草图,顺便养养鸡。一顶粗呢鸭舌帽半遮着一双深邃的灰蓝色眼睛,沉着而轻声地说着西语。也许是长久独处,也许是因为常年与植物打交道,他透露着朴素而羞涩的亲和。虽是典型的地中海男人,却让人联想到约翰·伯格笔下阿尔卑斯的农人,那种你愿意听他娓娓道来的长者。

 

比起园艺家,荷西更喜欢我叫他植物猎人,这是他的理想职业(摄影:KIMISA)

“嘿!荷西!终于又见到你了!天呐,新来的那个园丁真够呛,你看他都快把那橄榄树给修秃了!”还没跟我们寒暄几句,不远处一位操着浓重意大利口音西语的大姐嚷嚷着就过来了。她是这里常驻的园丁克里斯蒂娜(Cristina),爽朗热情的意大利南部人,荷西的好搭档。平时都是她忙里忙外,照料荷西种下的植物,这会儿刚下工准备去吃午饭,尚未卸下一身园艺装备的她,风风火火带过来一阵好闻的泥土味。“上周他们又折走了好多夜来香!我待会儿要去修篱笆,不能让他们再进到那里面了,心疼死我了。” 她跟荷西抱怨着 Palo Alto Market 进来的市民没有爱护植物,表情里带着一丝生气与无奈。我看着她颇眼熟,过后重新翻看两年前夏天在这里拍的照片,一张熟悉的侧影,昔时她正顶着大太阳在菜园里劳作,瞬间感同身受她当时的情绪,对于全身心倾注劳动与汗水的园丁来说,这里的植物无异于无数有生命的作品。

劳作中的克里斯蒂娜和她腰间的工具袋(摄影:KIMISA)

“其实我 1999 年刚来 Palo Alto 时,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未及我细问,荷西便坐在 Palo Alto 的食堂 La Cantina 餐厅自己设计的后花园里,开了瓶啤酒,过电影般地聊起自己园艺人生的开端:像很多垮掉派青年,荷西年轻时也是嬉皮士,在伊比萨岛(Ibiza)上一住就是 15 年,画画、拍照、做设计。那时他常去一个酒吧,老板是英国人,曾经还客串过欧文·威尔逊主演的电影,同时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园艺家。出于兴趣,荷西跟着他学了一些基本的园艺技术,打理自家花圃是绰绰有余。“当时我未曾想将来会一辈子跟植物打交道,但你知道,生活没有剧本。之后我们全家搬去了马德里,也许是没适应那里的生活,开始没日没夜地酗酒,身体频出状况,过得浑浑噩噩。再后来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我,我彻底迷失了。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灰暗的日子。我孤身来到巴塞罗那,也许是为了离开伤心地,也许是想放下过去,重拾自己,开启新的生活并且思考人生的意义……”

 

有点意外荷西会对一个来自异国的陌生人细数往事,也许这人生低谷的转折,于他是里程碑式的蜕变。来到巴塞罗那后,他年轻时代的好友们都很关心他的状况,其中就包括哈维尔,他一直相信荷西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凭自己的能力做一些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那时 Palo Alto 园区的经营已颇有起色,而仍未有特色,哈维尔希望荷西能帮他在 Palo Alto 的园区改造上做一些突破:“要不你来帮我设计 Palo Alto 的景观和绿化吧!我自己一直想好好打理下这个园区,你知道这里夏天真没法儿在外头待,太阳太烈了,如果有更多绿荫就好了。” 于是这两个久别的老伙计,在 Palo Alto 重聚又并肩合作,一搭档又是19年。

园丁的工作间与日常(摄影:KIMISA)

“好像这世上本也没有专门培养园丁的学校吧?如果有,那 Palo Alto 就是我的学校。刚来时我绝对是个门外汉,仅凭着之前在伊比萨岛上跟酒吧老板学的一些皮毛,我开始了这里的工作。可以说我是和这里的植物一同成长的。我一直觉得植物是比动物更聪明的生物,他们坚韧而稳定,他们自食其力,地中海植物尤其:我爱他们的耐力、他们的芬芳、他们的实用,这里就用了很多地中海植物,仙人掌、龙舌兰、棕榈树、橄榄树、迷迭香……他们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见到有人不爱护他们就会很生气。每天和他们接触,边尝试边长进,渐渐你就了解了植物的生长环境和习性,然后发觉自然的奥妙,启发你去探索更多,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学习过程,园艺是我和这世界连接、交流并创造的方式。”

 

 

荷西打开他随身带着的平板电脑,给我们看他建立的园艺植物档案,在将近收录两千种植物的图录里,他逐条罗列着他们的照片、拉丁学名、习性,他将其中的两百多种栽种在这个园区。“这里原来是很工业化的,只有厂房,了无生机。人类在一段时间里总想要战胜自然,却忘了自己其实本就是自然中的一分子。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人离不开植物,而植物离了人照样活得好好的,你说哪个更强大而重要呢?我当时只是把植物 ‘带’ 到这里,园艺并不是一种 ‘驯化’ ,只要我们不刻意去破坏和侵占,他们自有与建筑和人相处的方式。你看哈维尔工作室门口的常春藤,那是我刚来时栽下的,现在它已经覆盖了整栋楼。外界总提我们用植物改造了这个社区,我觉得不完全对,毋宁说,我们重新在城市中学习与自然相处,这是一种回归。”

荷西给我们写下他最喜欢的地中海植物的清单(摄影:KIMISA)

现在我们总想 “一日建成罗马”,到处万丈高楼拔地而起,都市赋予了我们太多野心。人类总是在这无尽的循环之中打转,看看这里的厂房就知道,它也许就是那个时代速度的产物,而转眼就是废墟。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在盖房子,再顺便让建筑师把园艺一道给设计了,荷西觉得这挺荒谬的,建筑师也许了解一些所谓景观的设计,但大多不懂植物,甚至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作为生命体存在太多 “不可控”,这算是现代主义的漏洞之一:一切极简,忽略自然。

 

“我们这些年在 Palo Alto 做的事,有时就像回过头来修复这个 bug,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去否认推翻它,然后再回到无尽的循环中……你不能期望今天种下的树明天就带来大片绿荫,园艺需要的正是现代人最缺乏的耐心,而抱持此心,我们终将收获颇丰,就像今天的 Palo Alto。” 正如荷西所言,Palo Alto 的园艺改造,看不出规划的痕迹,而是毫无企图性的、生命经年累月的潜移默化。他通过行走、居住、观察体会这个地方自身的需求;荷西同时关注人们在此的活动轨迹,比如他们习惯在何处工作、吃饭或者聚会闲聊。“一开始我就想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隐秘的都市花园:有可以随手采摘的果子,有可供纳凉的茂密树荫,有色彩斑斓而香气芬芳的花朵,有藤蔓交织的庭院,有曲径通幽的步道……我们会朝这理想图景继续做下去。”

暂别 Palo Alto 的荷西还时常回来看看这里他种下的植物 (摄影:KIMISA)

由于其他工作的原因,荷西今年短暂告别了 Palo Alto,但只要这些植物还在,他总时不时过来看看,也会会老友,帮哈维尔在园区发展上出谋划策,同克里斯蒂娜讨论下一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在不影响整体植物生长和景观的同时防止创意市集涌入的人群对植物造成破坏。他以这些年在 Palo Alto 的经验与理想,陆续改造着巴塞罗那城里更多的区域:设计酒店、联合办公空间、私宅……园艺也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空间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我不怎么远行,因为我出门会时常牵挂这里的植物。不过去年底我出去了一个多月,自己开着房车沿地中海从意大利南部驶到希腊,在那里我穿越成片的橄榄林,遇见很多漂亮的花园,还有那些我一直热爱的地中海植物。我时常同植物猎人混在一起,他们去往世界各个未知的角落,去搜寻尚未被人们发现的新奇而美丽的植物,那简直是我的理想职业!” 荷西说到两眼放光,毫无疑问,十九年前搬来巴塞罗那时所要探寻的人生意义,他已经找到。

 

在离开巴塞罗那飞往下一个目的地的空中,不时闪回着这些天的那些人,脑海中试图勾勒这座城的创意群像,但其实大可不必,只要记住这里每个快乐而不同的人就好。突然想到一句套话:这巴塞罗那,没有什么事是一杯 Sangria 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三串 Pinchos!如果换成北京,无非就是一杯燕京和三串望京小腰的事儿。而都市改造和创意产业存在套路吗?Palo Alto 可以成为一种模式吗?也许可以,也可能换了汤就不是这个药了。与城与人相关的事业,最后成功的关键都落到这座城、这群人身上,关乎创意的自由、群体的自觉、权利的自治、责任的自省、耐心的自持——一样的配方,不一样的味道。

离开 Palo Alto 时,哈维尔在自己的一幅巴塞罗那海报速写旁,画下卡通的自己,附上一句:I love Pe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