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
有一群人想用艺术治愈癫狂
2018-06-29 | 撰文:Polly Yang /编辑:猫文谭 / 摄影:向纹灏

我穿过一家理发店、两家小吃店和一间蔬菜店后,到达了位于建邺区的社区原生艺术工作室。一个专门面对精神障碍患者开放艺术课程的机构。进门,穿着黄色衬衫的平头女孩主动向我搭话:

 

“你找汪老师吗?她在二楼。”

 

我道谢,与紧随的摄影师小跑着来到了楼上,早先已经联系过的艺术指导老师汪洋正在二楼办公室等待着我,我与她握手后,询问楼下女孩儿的情况,“哦,你碰到的应该是一凡,在智力方面有一些障碍,来我们中心四年了。”

 

我往外探头,看到一凡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面前整整齐齐地插满了几百个颜色的画笔,她察觉到了我的视线,拿起了手中的作品。汪洋显然也发现了,“你们到得稍微有点晚了,她想早点给你们看作品去吃饭。”

艺术家桌面的画笔

我赶紧为晚到道歉,跟着汪洋走进了他们的工作室。这是一间大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坐着艺术家们——在这里,所有的学员都被称为“艺术家”,年轻的一凡是智力发育障碍患者,今年是她进入中心学习的第四年。她并不娇小,甚至比她同龄的显得高大一些,脸上的表情却接近于试探、内敛或者是害羞,这种反差感在看到她作品时达到了极致。一凡的画泼着大面积的色彩,配色奇异,却总是带有一点浪漫。

 

我的惊叹与赞美并不足以打乱一凡的节奏。她完成任务似的向汪洋点点头,走下了楼。“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固定时间表,”汪洋向我解释,“对身体恢复好。”我理解地点头。艺术家杨旻坐在我身侧,正专心地描绘一个巨大的、线条繁杂的建筑物。

一凡:钢丝,38x26cm,纸上马克笔,2015.3.12
一凡:水井,38x26cm,纸上马克笔,2015.3.25

他大概三十岁出头,嘴唇很厚,露出了一点闭不拢的牙齿,这让他带有一点和年龄不匹配的天真。“是教堂,”他注意到我的视线后主动开始谈论,“我前两天看到一张图片,让我很有灵感,今天决定把它画出来。”

 

他周到而热情地打开手机,给我翻阅那张给予灵感的图片。在我看来,这张教堂的图片偏于平淡,但杨旻的视线显然与我不同,他把教堂层层叠叠的格子变成了他绘画的主题,并且将这个建筑以整张白纸的量级进行放大,黑色水笔勾画出的单线条显得庞大,并且带来强烈的几何感与压迫感。

 

我站在旁边观看了许久,杨旻的果敢显然来自心中对于这幅画全盘的组织和掌控,而汪洋告诉我,杨旻其实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过现在病情已经基本处于能够完全控制的状态了”。

作品墙,右侧是杨旻的作品

杨旻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抬头向我笑了一笑,表示肯定,也表示接受。他的背后是一面巨大的、颜色丰富的作品墙,而你很可以在众多作品中一眼发现杨旻的画作:都极具线条感,描绘的都是状似来自外星或是深海的怪物,这些之前的作品都直接来自杨旻在脑中看到的画面。从怪物到教堂,在汪洋看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味着“他能够从直接地拓印画面发展到有组织地对一个画面进行再创作”,也就是说,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说,艺术,是可以成为精神障碍者们的治愈工具的。

 

站在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中间,你会发现,艺术能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悬崖边上的人

杨旻关于电击的自画像,郭海平重绘版本

这幅画的整体是灰色,全身紫色的人躺在有四个尖角的床上,身上被紧紧的链条绑住,脸上是撑大的双眼和张大的嘴,整个人紧绷而痛苦,像是陷入了极其缺氧的境地。

在所有画作中,杨旻最喜欢的是一幅自画像。

 

这幅画的整体是灰色,全身紫色的人躺在有四个尖角的床上,身上被紧紧的链条绑住,脸上是撑大的双眼和张大的嘴,整个人紧绷而痛苦,像是陷入了极其缺氧的境地。这幅画画的是杨旻被电击的场景。

 

“电击非常非常难受,”杨旻在描述时毫不吝啬地叠加了形容词,“我们所有人排在电击房外面,电击房没有门,你能看到前一个人就躺在那边,通了电,整个人在床上颤抖。电击完你还会丧失一段时间的记忆。”

 

在国外大多数精神治疗机构已经取消电击治疗的前提下,在中国,只要医生认为你的病情严重到需要电击,那这次电击势必就要做满整个疗程,一个疗程包含八次治疗:你需要在那个长长的、人人都穿着蓝白色病号服的队伍里等待,电疗8次后记忆完全消失了。

杨旻:鼠形兽,53x38cm,纸上丙烯,2015.3.23
杨旻:树叶神兽,53x38cm,纸上炭精条,2015年

坐在旁边的杨阿姨听到儿子杨旻讲述自己的电击经历,脸上仍然带有不忍。2014年,杨旻以艺术家的身份进入社区原生艺术工作室,她一开始不放心,也放弃了工作跟了过来,现在是原生艺术工作室工作时间最长的生活教师,也是家长代表。在进入机构以前,杨旻的病曾经是杨阿姨简单生活中最残酷的一段经历。

 

“一旦病了,最可怕的是没有希望,不知道未来在哪”:2002年,杨旻还在上班,职位是连锁西式简餐的主厨,最擅长做披萨饼,他做事卖力,只是“性情老实”,总是不太说话,所幸工作单位环境单纯,杨旻在这里做了5年,从主厨升到店长。2007年,他从南京调任外地,工作压力骤然变大,杨阿姨发现,自己儿子好像不大对了——同事给他发来短信,杨旻却递给了自己,说:“妈妈,这个短信怎么莫名其妙的,我看不懂。”

 

她接过来,发现手机上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问候短信。杨阿姨带杨旻去了精神科,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病情反复,而与大多数人一样,面对精神疾病,杨阿姨所知甚少。反复的吃药与停药间,杨旻的病情极其不稳定。他开始出现了攻击行为,发作中的杨旻甚至攻击了母亲。“2007到2014年这七年,我睡觉自己房间都是要反锁的,”杨阿姨回忆,“我是真的害怕,害怕我自己的儿子。”

杨旻清醒时曾经描述过自己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吊在悬崖边上,一不留神可能就滑进去了”——但更重要的,杨旻觉得,“掉下去就掉下去了,无所谓。”

 

2014年,杨旻母子结识了郭海平。“残联领导主动找到的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教画画的机构,”杨阿姨告诉我们,“其实杨旻很早就想画画,自己买了一些宣纸和毛笔放在家里,但没有学过,不知道怎么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家里住得也不远,就过来了。”

 

杨旻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郭老师只教了他一些绘画入门的技法,具体如何画画却并不做指导,杨旻的第一幅画却很快出现了,这是一个他在脑中看到的珊瑚。杨阿姨把他的每一幅画都拍了下来,一一按照日期标注放在手机里。绘画对他情绪的缓解作用是明显的,杨旻的病情, 2016年以后,已经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他仍然不太能负担全职的工作——压力和不足的睡眠会对杨旻的精神状态产生常人几乎难以想象的影响,但他的确明显地好转了,他愿意主动与人交流,是中心“最稳定,最愿意帮助别人的大哥哥”,需要时,他甚至可以单独送另一个艺术家回家。而最重要的是,杨旻自己告诉妈妈:

 

“我现在还是在悬崖边上挂着,但现在,我不想掉下去了。”

 

 

每个人都有病

“艺术家”乔雨龙和他的母亲

在杨旻和他的母亲看来,郭海平和他背后的南京社区原生艺术工作室是他们生活的拯救者。而时间推回到30年前,郭海平开始关注精神问题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生活。

 

他刚20岁出头,在南京塑料印刷厂做美工,除了多一点的艺术触觉,他接触的信息,与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所去不远,唯一让这个年轻人有一点“特殊”的,是他有一个确诊精神疾病的哥哥。哥哥比他大十几岁,是家里几个孩子中父母最寄予厚望的一个。但因为在南大工作的郭父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本打算参军的哥哥政审不合格,改放苏北农村插队。

 

“那时候我还很小,一天放学回家,突然看见下放当知青的哥哥被人送回家了,”郭海平回忆,“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地押着他,哥哥被用绳子五花大绑,勒在我们家的凳子上。”他一向崇拜的高大而聪明的哥哥已经完全疯了,当时哥哥的眼神在幼年郭海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是让郭海平意识到作为人,精神世界的宽广与不可捉摸的起因:“你必须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问题。”

 

每个人解决的方法都有所不同,或者是宗教,或者是哲学,对于他自己,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当然就是艺术。“我是幸运的,至少存在这个可及的方式能够让我作出尝试,但其他的人呢?大家难道都没有问题吗?”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989年,郭海平在《南京日报》发表文章,“很小的一块豆腐块”,内容是关于心理疾病的一些讨论,讨论并不深刻,甚至现在看来“有些过浅”,但足以引来一些早已关注该领域的人的目光。在南京政府部门任职的一位官员支持下,郭海平在南京市团委开辟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热线”,开辟前一天,他们在《南京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小小的热线号码与信息公示。大家对这个尝试报以的热情与期待并不是很高——这个热线电话只是从团委借来的一部工作座机,开放时间是工作人员的午餐时间,总时长近为一小时。

而开放当天,老旧的座机铃声始终在响,几乎没有停止过。

 

这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场面,中国人的心理疾病绝对是个大问题,郭海平笃定地说,而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大家都选择不去谈论它。

 

1993年,运营了近五年心理热线的郭海平想要开设一间心理诊所,但资金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决定自己下海创业,开办了至今仍在南京有所影响的半坡村酒吧。这是一个几乎已经接近当代艺术空间的综合形式:艺术展览,销售与聚会消费空间进行结合,始终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家角色的郭海平在这里,定期与自己艺术家朋友们进行展览、讲座以及各种艺术活动。

 

千禧年初,郭海平清晰地感觉到,眼前这些曾经让他兴奋的艺术作品,已经再也满足不了他了——只是感到疲倦与无尽的重复,回归精神世界成为迫切需求。2005年,他在南京市美术馆开始了自己的大型展览,主题为,以为介质,他企图更近、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展览极其成功,但同时也让郭海平明确地感受到那条透明的界线,要再深一点往精神世界看的话,我们都站得太外面了,看不清楚

 

他想要走进去——去精神病院里,实际地、清楚地看看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之后,我们再来谈什么是艺术

 

 

精神病院四楼的艺术家

艺术中心的“艺术家”们创作的面具

2006年10月10日,郭海平正式进入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

 

即使对于艺术家,郭海平的决定也显得格外“荒唐”——进入之前,他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对院方提出申请,进入之前,郭海平所抱的希望是对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人进行为期3个月的“艺术疗法”,收集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从而得以观察他们的精神世界。

 

他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各种绘画用具就住进了病院,医院很慷慨,将住院部的四楼全部拨给他使用,有几间很大的活动室,郭海平将其改造成了自己临时的画室。每天下午都会有医生带着病人过来画画,有些人只是看看就走了,另一些愿意留下来。

 

和之后对待杨旻的方式一样,对这样的病人,郭海平同样不提供具体的、绘画方面的指导,而只提供用具,鼓励他们随心所欲地画任何自己想画的东西。在之后出版的住院日记中,他这样形容这个临时住所:

 

“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

 

哪怕对于已经对精神疾病有所了解的郭海平而言,精神病院也是一个令人有所畏惧的地方:

 

“在整个过程中,曾有一个病人让我有点儿恐惧,进而开始有点儿防备。他画了一个人头,上面有很多短短的小竖线,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一个人头上钉满了钉子,他平时是个非常温和安静的人,所以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但结果也没有发生什么。但你要是问我有没有畏惧感,这个事情是印象深刻的。”

 

在诸多病人中,张玉宝是郭海平格外关注的一位,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他的画作,郭海平使用的形容词是“震撼”。在此之前,张玉宝从未画过画,发病的时候他会举着菜刀在大街上乱跑,但他在接触到绘画之后,却画出了令许多艺术家都大吃一惊的“挣扎”“怒吼”“放大镜后牵着怪兽的人”等作品。

张玉宝:怒吼,30x20cm,纸上马克笔,2006年
张玉宝:追梦,50x60cm,纸上水粉&油画棒,2006年

作为艺术家,郭海平几乎对这些画有些许“恐惧”,冲击是肯定的,而画面背后的横冲直撞的生命力,也与当代艺术家们的取向所去甚远。但张玉宝似乎总是一派自然,这些画不过都是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他作画时,也是一副“大师”的状态,且格外自负。

 

在郭海平的观察中,张玉宝的眼神尤其令他印象深刻,与其他病人很不同,精神病人服药以后眼神多少会有些涣散或呆滞,但张玉宝的眼睛骨碌碌,很狡黠,他常半低着头,可是眼睛瞟着,暗中观察别人,善于在言语里埋包袱,打趣别人,在其他人笑作一堆时却只是冷眼看着,并不参与其中。

在这位特殊“病人”的身上,郭海平发现,艺术与精神病人的融合,几乎是天然的。在与郭海平和绘画接触两个月后,张玉宝的改变是极其明显的。郭海平刚见到他时,他的姿态整个是蜷缩的,他无法直接看向物体,眼神更接近于“偷窥”。而在每天在画室画画后,张玉宝的站立和行走姿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更加舒展,甚至接近于昂首挺胸,而且目光也由原来的窥视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审视。

 

作品的变化则更为直接。在张玉宝的几个月的绘画过程中,他逐渐远离了“被铁丝缠绕的儿童”“困兽”“畸形”这样的主题,转而反映“游泳”“公园”这样的现实生活,同时人物个体越来越细小。

 

这三个月内,郭海平发现,艺术疗程中效果最为明显的,往往是那些入院不久、服药不长的新病人,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欲望,还没有过多受到药物的侵害,同时,一旦拿起笔,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创作中,他们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完全没有障碍。这和他们平时那种谦卑和不自信的状态判若两人。

 

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艺术让他们脱离了现实困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由。

 

2007年初,郭海平结束了在精神病院的三个月生活。1962年出生的郭海平坦诚地描述,这段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时间,让他感觉到,“之前的四十几年都白活了”。

 

 

“欲望的英雄”

妞妞在工作台前

北京女孩妞妞今年27岁,眼睛很大,她不太愿意说话,整整一个下午,她只是在一张大白纸上不断地画着大小几乎一致的圆圈。郭海平在旁边仔细地看,说,挺好,明天想换大一点的纸画吗?

 

妞妞摇了摇头,她最近状态不好,但她仍然保有对自己作品的绝对主导。她直觉,面前的纸对她来说就“够用了”。

 

妞妞的艺术天分几乎是从小显露的。家里书房的书都摊着,她什么都看——也几乎什么都懂。弹古筝,画画,写文章,从初中就开始在网上和大自己许多的艺术家们讨论观点、想法与世界。这让妞妞妈妈老咪曾在之后懊恼,“再成熟的孩子,也是孩子,接受程度是有限的”。2008年,妞妞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疾病的出现,让一切似乎都停止了。妞妞说待在家里的时候自己什么也没办法干,只能“装睡”。2015年,她和妈妈第一次来到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她与郭海平谈话,描述自己是一个“职业病人”,任务是“探索痛苦”。她开始频繁地从北京来到南京,每次都在工作室呆上两三个月,她告诉郭海平,自己的画都是在描述自身的状态,完全是出于“一种对于美的丧心病狂”。

郭海平与“艺术家”妞妞

郭海平完全能够理解妞妞的状态。在他看来,在艺术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的天分的确比所谓“正常人”要高上许多。如果要比喻的话,是“他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原因很有可能在于中国人对于潜意识以及非理性下意识地“压抑”。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里指出,中国人的人格倾向于“自我压缩”。在这样一个传统环境中,人的潜意识和非理性更倾向于被“掩饰与隐藏”起来,但潜意识与非理性对于艺术创造能起到的作用,对于全面展示人内心精神世界的真相,都极其有意义。人们在思考,长期被污名化、边缘化的精神疾病,事实上如果要深究,不过是一些“被现行社会秩序所不包容的行为与思想”——但所谓艺术,真的需要遵循一切主流社会秩序吗?

 

“我在精神病人身上,看到什么叫做艺术天赋,他不仅仅不学习,而且是拒绝学习,”郭海平解释,“还有就是他们身上具有大多数人已经被现实抑制的潜能。”

 

人天然有很多能力的,最核心的实际上是和自然、生命沟通的能力。但在现行框架下,在法律、道德、教育等很多问题的限制下,你无法完全遵循本能,你违背它,就会受到惩罚。而精神病人不是这样,我们通过他们,能看到很多人本性所具有的这种能力,我们现实当中的人,跟自然和本性的差距,比起他们来说,要远得太多。

 

在历史上,这种“脱序”的行为曾经是被人尊重,甚至是崇拜的。“追寻我们人类的历史,你可以看到,在某个时期,精神分裂的人曾经是一群人的精神领袖,比如萨满教,”郭海平在一次讲座中表示,“作为人类最原始、最早的一种宗教,萨满师就是要通过疯癫,甚至昏迷的状态,进入到一种与神灵和天地通话的状态。”

 

但随着理性文化的强大和世俗文化的强大,伴随着越来越多信徒对于“不理性”的鄙夷,这种“失序”状态似乎已不再被尊崇。但潜意识与精神的力量不会消失,大多数人将这些力量往内尽力压缩,但一些格外敏感的人则“向外爆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就成为了精神疾病患者,令人恐惧。但郭海平看来,“这种疾病是善意的”。通过精神病人的作品,能够让普通人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同时也由此真正看到文明的意义与真相。

妞妞:窒息二次——卫兵之死,38x27,纸上彩铅,2015.3.18
妞妞:窒息一次,38x27,纸上彩铅,2015.3.17

艺术到底是为谁服务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可能是为了社会、为政治、为商业、为家庭、为名誉——艺术当然可以有这些功能。但是精神病人的作品,揭示的真相是什么?那就是艺术可以,且应该为生命、为人和自然的统一服务。

 

就像德国哲学家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说的一样:

 

“精神分裂者是我们欲望的英雄”。

 

 

艺术的原生

对于艺术本身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进入带来的改变,一定是颠覆,甚至带有一点毁灭性的。

 

我们现存的艺术,在郭海平看来,可能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世俗的介入。比如对于色彩,我们看到红颜色,可能想到的是革命,某种主义,甚至是某种道德——这实际上是迟钝的、是世俗的。但精神病人则直接逃离了这个枷锁。

 

张玉宝曾经画过一幅画,取名为《怒吼》,郭海平在其中看到最为惊讶的就是他关于颜色的运用:艺术家为了表达怒吼这个概念,用了橘黄颜色、黄颜色、大红颜色这些与这个概念最为接近的颜色,但在最中间,他加入了绿色。因为他天然地觉得用了最强烈的颜色,仍然不足以表达,就自发地运用了绿色去增加与橘黄色的对比。对于一个从没有学习过艺术,也没有进行过色彩研究的人来说,这种色彩敏感度,几乎足以令人讶异。

 

去伪存真是这些艺术家们另一个无法掩盖的特质。郭海平曾经对一位他早期接触过的艺术家印象深刻,因为她在绘画时无论是描线还是填色,她从来不用橡皮,也就从来不进行修改。他问艺术家:为什么不用橡皮?

 

为什么要用橡皮?

 

那万一画错了呢?

 

——“错了,什么错了?

 

在这些艺术家看来,错这样一个概念在艺术中是不存在的。橡皮事实上意味着我们现实中的人所习惯的遮掩,但对于精神病人来讲,遮蔽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也就相应没有了对和错的概念。一切都是真实的,而真实是最重要的,对与错,反而退下成为了次要的位置。

但在世俗生活中,对与错却至关重要,成为了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更是世俗文化的道德的判断。但其实仔细去想,对于自然来说,今天打雷,你说它是错的吗?今天下雨出太阳是对的,这个判断事实上非常荒谬。在艺术创作中,这种精准找到真相的能力,极为罕见,却对精神疾病患者并不造成阻碍。

 

更奇妙的是,工作室艺术家们的作品在某些特质上,与一些艺术家进行了巧妙的应和。以“点”闻名的草间弥生同样有30多年的精神疾病史,她的点短促而富有力量,郭海平倾向于认为梵高的笔触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点的轨迹是一样的。而同样的特点也在张玉宝身上出现,他告诉郭海平,点实际上是“自己的挣扎”——“背后是人的一种分裂的、躁动的、不能统一的运动状态”。

 

2007年,离开精神病院的郭海平已经决定将全力投入帮助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艺术创作的工作中,他将之前接触的11位病人的画作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展,取名“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患者作品展”。这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病患者作品展,伴随展览进行的同时,郭海平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原生艺术”的概念。

“原生艺术”一词来自著名的现代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1945年,正在寻找创作可能的杜布菲应瑞士洛桑市之邀,到瑞士做了一次文化交流之旅,他在行程中参观了好几个精神病医院的美术收藏,这对艺术家的震撼是巨大的。回到法国之后,他提出原生艺术(ArtBrut)的概念,并认为“原生艺术,是由与职业艺术圈没有关系的人为主体进行的创作,无论作品是素描、彩画,还是刺绣、手塑品,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作品其中所显现的自发与强烈创造性的特征,并且尽可能最少地依赖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陈词滥调。”

 

这让郭海平茅塞顿开。让他震撼,且颠覆对于艺术看法的创作原来在国外早有讨论,他成为了原生艺术在中国最忠实的信徒。

 

2010年,郭海平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精神病人艺术研究基地——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由于与赞助人合作到期,原形艺术中心已关闭,郭海平创办了如今的南京天成艺术中心),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挖掘、收藏、研究和推广精神病人艺术为主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2014年,与社区进行合作的南京天成艺术中心凤栖苑社区原生艺术工作室正式成立,这或许代表了主流社会对于原生艺术开始有了一定了解,甚至认可。

 

 

康复,以及更远的路

工作室作品墙

桃子是工作室最特殊的人之一。她带着眼镜,长发,说话时每个咬字都极为标准,总是站在艺术家和指导们中间。

 

事实上,她的身份也确实很特别,出生于1990年的桃子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在工作室实现了康复的患者。今年是她进入工作室的第四年,她已经从被辅导的对象,变成了为其他患者服务的艺术指导老师。

 

对于大多数艺术家的家属来说,桃子几乎是他们可以想象的自己患病孩子最好的变化,“像桃子这样病情得到控制,拥有个平常的生活”,妞妞母亲老咪告诉我,这当然是“最高理想”,而再实际一点看的话,通过在工作室的生活,首先是有了一件他们感兴趣,并且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事,这有利于他们病情的控制和情绪的平稳。其次,是在这里进行一定的社交生活。

 

就目前而言,这样的要求工作室已经足以满足,但从长远来看,这个带着理想气质的机构,是否进一步满足这个特殊群体的需要,似乎仍然存在一定隐忧。

所有艺术家的资料都被存放在这里

赵莹是工作室的运营负责人,同时拥有政府和非营利公益组织工作经验的她,希望将这个艺术机构,带进更多规范管理,以保障其未来的长久运营。

 

我来到工作室一年半的时间,做的最重要,也是最花功夫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支持系统理顺,赵莹描述,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来自官方的支持,但要实现自我造血,内部还需要有很多功夫要做。

 

从机构内部来看,这个机构要克服的问题则更加复杂。比如对于创始人郭海平的过度依赖。

 

如果坦白来看,郭老师在我们中心,几乎是不可代替的,赵莹解释,我们这个机构非常特殊,一方面是艺术机构,一方面则是面对精神疾病患者这样一个特殊的,甚至有些边缘的群体。郭老师的背景是什么?一方面他是艺术家,有着足够的艺术素养,与这些艺术家们获得沟通,也能帮助我们在艺术界或者艺术市场,打通一些渠道。

其次,郭老师很早就对精神疾病有了了解,自己甚至曾经从事过心理咨询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里,所有艺术家都对郭老师非常尊重,因为他们觉得郭老师“理解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两个可遇不可求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我很难想象我们还可以找到第二个郭老师。

 

积极寻找策略是当前要做的事情。汪洋告诉我们,工作室已经在和国内一些社区机构、精神疾病治疗康复机构进行合作,“现在考虑的是做一些轻量级的输出,比如合作开发一些艺术治疗课程,”她解释,“一个根植在社区的实体机构,是需要各种因素的合理配合的,但课程需要考虑的核心条件比较起来,就宽松很多,方便铺开。”

 

在艺术上,郭海平和他背后的南京原生艺术中心显然也有着自己的步伐。2015年5月,中心已经在南京主办了完全由自己艺术家作品构成的原生艺术作品展;2015年7月,在米兰世博会南京周里,原生艺术展成为了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吸引人的环节之一;2016年10月10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设立的第2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中国和荷兰两国联合策划的“2016年中荷原生艺术交流展”首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正式开展,其中包括了来自原形艺术工作室艺术家们的作品。

 

但说这就直接实现了机构自我造血,显然不太现实。当然有一些比较直接的渠道,比如帮助这些原生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完成销售——事实上,原形艺术工作室已经做过相应尝试,并且反响极佳。工作室之前的一位画家巴子,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有人购买了部分画作,金额超过10万元。分配方式依照地点来看,在家独立完成的作品通过工作室委托专业机构销售,按国内艺术品画廊的正常分配方式,对半分成;如果完全是在工作室里创作的,工作室会分得多一点,以供工作室持续发展。但稳定的产量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工作室这样公益性质的机构,都是个极大挑战。

 

从市场上来看,原生作品获得的反馈和认可是积极的,但一个可持续的开发与售卖渠道的打通,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中国土地上特殊,却极具意义的机构要走的路,仍然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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