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才有小区?
你的优质生活已被小区围墙毁灭
2017-10-06 | 撰文:黄木 / 摄影:罗浩

如何产生细密丰富的感受是理想居住环境的重要标准,它需要精细的设计——对人感知尺度局限的充分考虑——多样的商户和愉快的街区散步体验,而封闭小区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为获得完美的居住体验,拆除围墙或许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

 

 

小区,阻止我们获得优质生活的糟糕设计

北京一处居民区附近路上的行人

第一个案例中,我们拜访养老院,明白了邻里关系对我们精神健康的重要,也遗憾地发现:当房屋商品化后,商人们只关心房子可售卖部分的价值,放弃了对无法直接产生买卖价值的共享空间的关注,这致使我们失去了在30年前原本拥有的邻里关系。

 

有方是中国著名的建筑专业学术与服务的独立机构,也是有中国建筑大数据的重要平台,它由策展人史建、建筑学者朱涛和媒体人赵磊联手创立,三者对中国建筑关注数十年,掌握大量一手材料和专业案例。

 

当看到第一个案例中展示出中国居优质居住环境缺失的情况时,有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专业机构,希望通过他们的长期观察和调研,洞悉中国居住环境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史建是我见到的一位有方合作人,我和他在其北京居住地苹果社区南边的一家咖啡厅里碰面,话题开始不久,史建先生就给了我一个颠覆性的陈述:“在中国,小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居住单位。‘我住在哪个小区’,通常是我们介绍自己家在哪里的典型路径。但是,在中国台湾,人们极难在都市中看到大面积小区,欧美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小区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阻止我们获得优质都市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糟糕设计。”

 

史建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北京奥运前后,那时正是国人热衷邀请大批国外设计大师来北京设计标志性建筑的时期,鸟巢、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这些建筑都诞生于这个时期。那时,史建与许多国外知名建筑师或他们设计工作室的人员有来往,他发现这些建筑师对工作、生活的环境空间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趣味:

 

仍然有许多中国人认为“封闭”和“高高在上”才是昭显高大上的方式,因此,他们偏爱在安保系统极为良好,建筑风格高端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点办公或生活,但这却绝不是那些国外建筑师的兴趣,尽管他们的专业度和知名度都极为显赫,但他们却都喜欢租在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有些杂乱的地方——比如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建外SOHO,“很多的建筑师的事务所都在里边办公,包括库哈斯(央视大楼新设计师)的事务所。”史建说。

 

作为一个建筑学者,史建曾考察过诸多欧美城市,在考察中外居住环境差异的过程中,史建发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西方很少有中国所谓的“小区”概念——“哇,一大片社区,用围墙围着,然后车位不能进。”总结起这种小区,史建说。

一名男子在巴黎街头骑行

当 Base 地产品牌首席设计师 Borja 从欧洲来到中国时,他也产生了同样的诧异。Borja 来自西班牙,在德国柏林有过丰富的从业经验。这位设计师坦言,他刚到上海时就被这座城市的居住形态震撼了:这里到处都是用围墙围起的大片小区,“人和人之间毫无交流,每一家、每一户之间都被孤立起来,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 Borja说,这种居住形态在欧洲绝难看到。在我的追问下,他回答即使有,所谓的“小区”也不会出现在市区,而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它们并不受欢迎”。

 

欧美城市中心并没有小区的概念,那么,那里的主流居住方式是什么样的?史建告诉我,如果拿纽约举例,你会发现,在纽约,一栋住宅楼就是一个城市里的独立个体,它们很少会以单一功能被连接成片,最后还用围墙圈围起来。住宅楼与周围的商店、写字楼和电影院……以极近的距离交错融合在一起,住户从住宅里走出来就是人行道,楼底下就是商店。

 

这让史建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国外建筑师不选择所谓的高端写字楼,而喜欢选择建外SOHO,因为SOHO提供了这种生活体验:它是开放的、不设围墙的,其中,一栋栋建筑直接嵌在熙熙攘攘街区里,人们走出高楼后就能立即融入都市街头的日常景象。

 

在那里,人的生活和这座城市之间发生的是直接、无缝和零距离交融。

 

 

最具幸福的设计尺度

丹麦建筑设计师、学者杨·盖尔所著《交往与空间》

 

倘若要了解这种差异以及小区为什么阻碍了我们获得优质的都市生活,那么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在建筑设计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丹麦建筑设计师、学者扬·盖尔所著的《交往与空间》。

 

与那些过度强调艺术性与形式创新的建筑学书籍不同,《交往与空间》更重视的是人的知觉。

 

在这本书的开端,扬·盖尔写下这么一段深情描述:寻常街道上的平凡日子里,游人在人行道上徜徉,孩子们在门前嬉戏,石凳上和台阶上有人小憩,迎面相遇的路人在打招呼,邮递员匆匆地递送邮件,三五成群的人在聊天……

 

在回忆这一场面时,扬·盖尔无疑对人间日常饱含了浓厚的爱与眷恋,这是在他内心深处关于什么才是一个理想宜居街区的回答。杨·盖尔认为,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到底什么样的居住环境能让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美好场景自然发生。

 

扬·盖尔将城市生活分为三种:各种条件下都会发生的必要性活动,比如出差、工作;只有在适宜的户外条件下才会发生的自发性生活,比如散步、驻足观望有趣的事情;第三则是社交活动,也就是有赖于他人参与的各种活动,包括儿童游戏、交谈,它属于被动性接触,以前两类活动为基础。

杨·盖尔在一次活动上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Wikimedia

在扬·盖尔看来,自发性活动是判断居住环境乃至整个生活街区是否宜居的关键,比起必要性活动,它代表了一种真正由内而外的主动的愉悦,而当居住空间不理想时,通常只会发生必要性活动。“在质量低劣的街道和城市空间,只有零星的极少数活动发生,人们匆匆赶回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居民们宁愿呆在家里看电视”,扬·盖尔说。

 

在对提高自发性活动发生的研究中,扬·盖尔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便是尺度。扬·盖尔相信,无论建筑的设计感、形式感和艺术化如何进步发达,人的感官知觉却始终与几千年前相差无几。决定他们会不会长期同居住环境中的某个有益部分发生关系,这其中最关键的作用成因在于是这个部分究竟是否在知觉的尺度中。

 

扬·盖尔告诉我们的是,都市人也许在某个阶段会为某个都市新奇观兴奋,会为某种高速带来的激情狂热,但最终,他们还是会更喜欢在自己知觉尺度范围内、脚踏实地的生活,因为在那种生活里,他们的感受更细密丰富。

 

因此,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提到最宝贵的设计细节就是一系列具体的有效尺度。比如人的大多数感觉器官天生习惯于感受和处理以每小时5—15km的速度步行和小跑时所获得细节和印象。如果运动速度增加,观察细节和处理有意义信息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城市的空间是由步行或骑单车便能到达的,那么,它给人的印象一定深于那些需驱车才能到达各种目的地的城市。

在这种尺度下,威尼斯被扬·盖尔视作为非常宜居的城市。威尼斯的交通原则是在城市的外围便开始从快速交通过渡为慢速交通,而并不遵循大多数使用汽车的城市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汽车驶到门前才减速。这种布局说明了为什么文明的威尼斯人在赴约时总是迟到,因为他们在步行穿过城市时,不可避免地要被城市街区丰富的生活所吸引,要不然停下来瞧瞧什么,要不然遇到朋友愉快地聊天……这使得他们的幸福指数极高,一天过去,想对其他城市居民收获更多温暖细密的回忆。

 

假使要让都市人生发出让他们愉悦的细密感受,那么就要建立一种双向的体验交流,而这种交流不仅关于一面透明玻璃和窗户,同样也是距离问题。人类感知的局限对于确定其内心对事物保持开放还是封闭起着重要作用。

 

开有大窗户但从街道后退10-15米的图书馆,与窗户直接朝向大街的图书馆就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形,前一种情形只能看到一幢开着窗户的建筑物,而后一种情形则能看到一幢使用中的图书馆而扬·盖尔认为,在新建筑和城市改造项目中,许多建筑都被设计成了封闭,不与外界交流的状态,这大大阻碍了都市生活中某种幸福和平静的产生,它们阻止了细密感受的生成。

 

不得不说,所有好的设计都遵循某种合理的知觉尺度。比如,我们能发现,太宽的街道不容易形成细密感受,因为只有距离近才能看清细节。在大约 30 米处,人和人能看到彼此的面部特征、发型和年纪。当距离小于 20 米时,大多数人能看到别人的表情和心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才开始变得真正令人感兴趣。剧场舞台到最远观众席的距离最大是 30 到 35 米,在剧场中,尽管演员能通过化妆和夸张动作等方式来扩大视觉表现,但为了使人们融入剧情,舞台与观众席的距离设置还是有严格限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一个设计师想如何要去进行艺术表达,他都无权逾越这一限制。

 

同时,人们更多习惯平视。大部分在街上行走时,实际只看见建筑物的底层、路面,这也是为什么好的城市,大部分商铺都被安排在建筑物底商处的原因,而一家好的超级市场在商品陈列时也应该遵守这一规律:日常必须的家用产品可以放在低于人眼高度、接近地面的货架上,因为人们对自己需要什么心知肚明,即使需要费一番力气寻找,他们也不会放弃,而与人眼平行的货架则应该塞满那些顾客一时冲动之际才会购买的非必需商品。

街边小店不经意地拉近了人际距离

步行虽然能增加幸福感,但扬·盖尔也注意到,400-500 米的步行范围才是人愿意长期进行自发性活动的距离极限。这个数字来自斯德哥尔摩城市学家 Statens Planverk 的重要研究,他的研究还发现,年幼的儿童很少走离家门50米远。

 

Planverk 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希望鼓励人们走出家门,去享受那些非必要活动,令城市里那些服务设施、消费场所能被充分使用,那么就必须在住宅附近 400 至 500 米的范围内精心安排。只要空间和设施的布局稍有分散或者距离略大,就有可能会令人感觉索然无味,无法产生丰富的感受,也会令他们享用服务的心境大打折扣。

 

 

中国小区为何不宜居?

 

明白了人的知觉尺度具有局限性,我们就不难明白中国式小区和围墙为什么会在很多外国专业人士眼中显得极不宜居。

 

在中国,旧城经常会被推倒重来,或为加速城市化进程而将大量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这便是中国很多都市的生长方式。与国外不同,在这种大规模的开发下,中国开发商或政府机构往往一下子获得的是一大片城市空地,功能主义至上的开发模式使得这篇空地并没有与城市的其他部分有机交融。其结果是:一大片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片单一功能的楼宇建筑。封闭、单一、毫无趣味变化的小区就诞生在这种拿地和开发思路下。

 

因此,中国式小区不是自然结果,而是强规划下从无到快速野蛮大开发下的激进产物。

 

依照 Planverk 提出的 400-500 米是人愿意进行自发活动的标准,再次审视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诞生大量宅男、宅女。中国小区的直径大多都轻而易举地远超 500 米,在小区范围内,只有大量重复的住宅,而看不到任何优质的商户和变化的城市生活,这种居住环境死气沉沉,毫无活力可言。

 

不过,很多小区通畅都会将楼宇的一层留给底商,那么,为什么那些底商最后大多也人气不佳?为什么很难有优质的底商愿意开在小区里?其答案就是围墙的影响。

除了便民服务店铺,小区中难有优质底商

餐厅、咖啡厅……这些优质商业生态究竟如何能运作并保持?毫无疑问,这需要有持续不断支持其运作的高人气。然而,小区的围墙不但阻止了里面的人出去,它同样阻止了外面的人进入。人流量不足就致使小区的大部分底商租户缺乏持续经营的能力,或达到不了优质的地步。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小区封闭后,外人只能从有限的几个门进入,而绕小区一圈耗时颇长,于是外来的客群便渐渐不再光顾此处,而单凭一个小区的消费者又很难支撑优秀商户持续经营下去,就这样,围墙造成的距离阻碍,逐渐让社区变成了中空、或者单一功能的所在。

 

不开放的围墙制造出了社交和商业的中空,这种中空严重阻碍了人们去亲近都市生活。围墙既让外来者进入不了,致使小区内无法形成高品质的消费场所,又让想去体验外界消费体验和社交体验的住户产生心理障碍,因为要获得这些体验,他们势必要花功夫走出小区,其结局是,大部分人最终会选择渐渐不再出门,这也是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在如斯居住环境里生活状态。

相对于出门走动,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宅在家里

这或许解释了中国都市中为何会诞生大量昂贵、迅速更新换代的网红餐厅。去某家餐厅往往是一种自发性行为,在中国不太便利的城市格局中,要让大家有动力走出门,商家开始依靠网红操作这种媒体行为,但人们的好奇心往往持续不了太长时间。网红餐厅虽然能在一开始获得关注,但好奇心一过,人们会迅速因为交通不便利,而不再前去品尝。这最终导致了一种病态的商业模式——餐厅需要花大量经费去网络营销,趁着网友热情还未消退,餐厅需要标高售价把钱赚回来。因为业主也知道,这个城市缺少好的规划系统,如果没有网红效应,就算出品优质,也难有客户持续光顾。最终,消费者将发现,无论是卖牛腩、肉串、各种糕点、奶茶……种种爆款背后的商人都是同一个,这种成功更依赖的是炒作能力,而不是烹饪能力。

 

由人类感知本能推进的城市自然演变之力不可抗拒。

 

与现阶段中国类似的是 1930 年代时期的欧美,那时欧美推崇的是一套从健康和生理学角度出发的“科学”建筑评价标准。例如居住空间应有良好的照明、空气、阳光和通风,居民应接近开阔的空间等。这一阶段的规划要求建筑物向阳布置,而非以往的沿街布置。这一阶段的规划还将住宅区与工作区分开,以保证居民生活条件更为健康、物质利益分配更为合理。这一阶段被称为“功能主义”时期——意味着一切都以理性功能去考虑、规划,以科学的方法去安排人们的生活。

 

这种功能主义强调的正是通过科学而合理的强规划去规定人们的生活形态,而非从人的感知本能出发来探究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这一时期的规划者相信:每一个空间里的人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样生活都是可以被非常明确无误地被规划的。

 

仅仅在 30 余年后,学者 Gordon Cullen 就在他的著作 《城镇景观》 中引入名词“荒漠规划”,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强规划的结果。

 

“生活已经从这些新区完全消失了”,这是当今许多欧美主流规划学者对强规划阶段下欧洲的评价。

其结果是,人们选择重新“回到”中世纪建造的城市中生活。众所周知,专业性规划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专家以图纸和模型设计城市,而在中世纪,除少数晚期的殖民城市外,从公元 500 年到 1500 年形成的城市都没有被真正规划过,它们是在需要城市的地方开始发展,由市民直接建设而成。

 

这些城市完全是按照人类的感知需要演变、进化和发展的,它们经历过的是数百年历史进程和完全开放,可以不断调节自身,其物质条件渐渐适应于人们的需求。这些城市与城市空间相对此后建造的城市,具有罕有的内在质量。经历过功能主义时期,欧洲对中世纪城市进行了再认识,从此走向了弱规划之路。他们认识的是,任何规划都无法替代在开放和自由下,城市在人本知觉的下自然演化选择。

许多中世纪建成的欧洲城市经历过数百年历史进程和完全开放,可以不断调节自身,渐渐适应于人们的需求

“那个时候汽车经过公路,不是为了争取时间,而是为了享受生活”,《汽车总动员》的故事核心正是描述了类似的转变与觉悟。动画片中,当赛车明星McQueen一心只惦记快点回到他的名利场时,曾经在洛杉矶当律师疲于奔命,如今却躲在小镇上享受生活的汽车旅馆老板娘Sally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电影里的两人面对的正是一处典型功能主义建设项目——一条笔直、快速、直达目的的城际高速。Sally回忆起了这条高速建设之前的生活场景:那时人们还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他们在蜿蜒、慢速、狭窄却彼此靠近又充满温情的公路上行驶,一边享受着路边美景、人生和宝贵的感情……而当McQueen站在这条如今早已荒废的公路上,看着远处那些在洲际高速上一心只想着快点到达目的地,无暇欣赏周围风景的汽车时,他意识到了某种失去。“他们难道从未注意到这样的美景?”他问Sally,也问自己。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他不再只追求肤浅的名利,他发现了那种给人带来美妙细密感受的平常生活的动人之处。

 

 

拆掉小区的“围墙”,
我们会获得更多幸福感么?

从办公室走出不远就有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小馆子
新城国际的优质底商

既然开放是重要的,那么在中国,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居住空间?建筑师林播曾做过大量北京社区的调研采样,他发现,位于北京东大桥路附近的新城国际是个不错的案例。

 

在林播看来,新城国际的出色之处在于:这个社区的空间的设计更用心,分类也更细化。

 

相比大部分只有开放空间和封闭空间两种空间类型的小区,新城国际的空间分类更细致:半开放空间、开放空间和封闭私密空间。

 

其半开放空间在其建筑下层的半圈裙房中体现。新城国际的裙房围出一个私密花园,只有有门卡的业主才能使用,业主也可以通过裙房进入自己的房子。CBD寸土寸金,很多买不起写字楼的公司会在民宅中办公,而这种严格限制进入权力的方式,让新城国际没有像毫无进入门槛的建外SOHO那样在后期沦落成了大量小公司的聚集地,违背了起初办公与住家的混合化设计——因为大量公司人员出入, SOHO的住户面临着不断被出入人群打扰的困扰,这让建外SOHO变得极不宜居。

 

通过半开放空间、严格门禁以及在每栋楼设置24小时大堂值班管家……通过加强对单栋楼的管理,新城国际成功地让那些对安群感存有忧虑的住户接受了这个开放、没有围墙的小区。

 

这种开放在CBD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新城国际这片建筑迎接的将是整个CBD的消费者,这将大大增加这个空间中的便利程度和生活丰富度。

 

新城国际的裙房立面和第一层布满商铺——此处是它的开放空间所在。因为没有围墙,整个CBD的白领、游客、居住者都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进入这片社区,这种人流量让新城国际底商的餐饮、咖啡馆、酒吧优质和丰富程度可以与一个招商中上的商场媲美。

 

优质的生活服务平台,消费空间与居住环境高度重合,这大大增加了居民们的生活质量。这也是史建在欧美所看到的“下楼即都市”的高标准都市生活。这绝不是一个封闭小区所能比拟的。

 

同时,新城国际的楼宇被设计成了圆柱形,这使得它的街道是极富变化的,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特别指出:应力求避免漫长而笔直的步行线路,蜿蜒或富于变化的街道常常能产生一种心理作用——路程被自然地划分为若干很轻松就可走过的阶段,步行距离似乎变短了。楼宇被设计成圆柱形带来的一个优势是分布其中的商户使用率大大增加。它使步行者进入一个亲切而明确的空间,而不至于在一个巨大的、半空旷的地区“漂泊”。

 

同时,要尽量把街道的宽度控制在3米左右,立面上的商户要尽量紧凑,减小道的规模可以加深感受的强度,常常会促使人们去仔细推敲当中细节。处于小空间中也总更令人兴奋,人们既可以看到整体,也可以观察到细节,从而更好地体验到周围的环境。于此同时,还要避免加油站、汽车展示厅或银行这类商户出现在立面——在扬·盖尔看来,这些设施会让城市肌理产生许多空洞和间隙,引起街道生活的萎缩。

 

除去精细规划,要建造一个优质的社区,开发商的控制力也绝不可忽视,因为优质底商是我们获得优质生活的关键。但底商的招商则一定要通过有品质、责任心强的开发商或物业进行严格控制和长期经营才能达到优良水准。但在中国,开发商习惯赚快钱,把房子迅速卖掉。脱手什么都不管的商业思维也在影响这种优质社区的形成,这意味着很多开发商卖掉之后,根本不会去考虑如何为社区底商招商典型的负面案例就是建外SOHO,建外SOHO虽然在设计上可圈可点,但由于完全没有自持的部分,导致底商招商混乱,“建外SOHO是一次全部卖光,这样对买家来讲非常残酷,对这个社区也非常残酷。比如会出现这边是一个小米的专卖店,而旁边却是一家很差的手机品牌店铺的现象,因为开发商没有控制底商的品质。”史建说。

2004年,88岁高龄的简·雅各布斯 图片来源:Wikimedia

但有围墙的小区已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居住环境,很多人认为它带来了某种安全。简·雅各布斯早已在《美国大城市生与死》指出,它是错误的。

 

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是简·雅各布斯为解决美国大城市规划问题所开出的良方之一。但犯罪到底能不能通过围墙阻止?回答是否定的。

 

街头活动水平与安全程度的相互关系如何?简·雅各布斯就此进行了充分调查。其结论是,如果有许多人在一条街上,就会形成相当程度的共同防卫,如果街道富有生气,就会有许多人从他们的窗户俯瞰街道,因为关注各种活动是有趣而令人愉快的。

 

比起围墙,这种自然的“街头瞭望”对于安全能起更为积极的作用,步行城市威尼斯的事故统计就证明了这点。很多人认为,有许多运河的威尼斯,常常被看来是危险的。实际上,鲜有人知的是,这座城市却从没有人溺死。它之所以能身处危险之中却又如此安全的原因就是对人群的开放和有能力保持城市的高度活力。由于城市充满注重细密感官调动的优秀设计、慢速交通和由慢速交通带来了运河和两岸的高水平活动,当有危险发生时,总会有过路人或从窗户向外看的人发现,因此,危险就总能得到及时处理。

鲜为人知的是,看似危险的威尼斯却从没有人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