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ouse Vision 中国理想家
2017-11-17 | 撰文:Beatrice Leanza 毕月 / 翻译:朦月、阿洛

“融合的过程最终将揭示事务行为以及日常肌理中先前未曾察觉的机遇。单项技术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颠覆性的转变,发挥作用的是多项技术的整合。”

 

--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激进的技术》(Radical Technologies, 2017)

 

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先进科技毫无疑问是为21世纪创新和发展的探索提供了有力支持——自动化、加速和科技扩张已经成为未来经济、手工业、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在他的新书中所提到的“日常设计”。数字化信息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它本身也从事务与经验之间的“斡旋者”一跃成为日常生活肌理的关键“改造者”。我们生产和运用物品的方式、发现和探索世界的途径、做出决策前所参考的渠道皆构成“我们塑造自己的时空体验”的工具和实质。格林菲尔德颇具启发性又带着些警示意味的论点解构了愈加互为依存的世界。从经济管理体系(加密数字货币、数据区块链)到生产与分配(数字建造、物联网、机器学习)再到人工管理(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这些发展使我们陷入到一个越发收紧的监管机制中。当我们观察世界的渠道逐渐崩塌成算法时,曾经掌握了我们生活节奏的行为习惯,我们在社会、职场和个人空间之间所划分出的界线都渐渐消融,继而形成一张一体化的网络。

 

回顾各种应用程序和数字平台不断发展的道路时,我尝试着回想过去的一些平常场景,即便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它们正在迅速消亡:在街上扬招出租车、在书报亭购买报纸、在街上向一个路人问路……说实话,从我所处的地方(北京)来看,这些简单通用的行为已经成为了过去式。这些公共生活中的细小场景揭示了这般的想法:在共享生活成为一种全新趋势时,在共享生活“去物质化”的不断推进中,我们的私人居所,也就是区别于其他领域界线的最私密空间——所谓的“世界中的角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争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游戏中,那些坐拥全球最大数据库和用户信息的公司将其工具和服务运用至各个生活空间中:从街道到楼房再到内部装修。谷歌的人行道实验室就宣称:“无处不在的互联互通引导的新科技能够帮助城市应对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亚马逊也进军了数码行业,推出智能家居(Smart Home)商店以及通过品牌旗下 Echo 系统连接的一系列设备。爱彼迎最近推出了名为 Samara 的新部门,品牌将其描述为 “一个开拓共享和信任关系的设计工作室,一个让品牌的价值影响力超越旅游业和服务业,而进入日常生活的新领域。”在此愿景下,Samara 着手展开了首个项目——与建筑师长谷川豪(Go Hasegawa)共同开发的新型居住方案。这项新型居住方案名为吉野杉之家,于2016年8月在东京举办的理想家(House Vision)展览上首次亮相。

爱彼迎与建筑师长谷川豪打造的吉野杉之家

理想家项目最初由原研哉(Kenya Hara)于2011年提出。身为无印良品的前创意总监,原研哉以平面及品牌形象设计闻名于世。他致力于探索将曾经创下日本经济奇迹的先进技术再次运用到现实情境中,来刺激正逐步衰老且疲软的日本社会。原研哉以及无印良品触及的领域覆盖了产业链的方方面面:能源、物流、流动性、电信…… 共同设计出一种生活日常。

 

原研哉认为,“房屋”是行业分工扇形结构中的一个关键的连接点。从工程学到材料学,各学科知识纵横交错,再汇聚至一个较为独立的“房屋”领域。2013年,在第一次展示项目时,他说道:“理想家是所有展望未来的团体的联盟,单一一个企业是无法提出有关电信或家居的未来创想的。造一栋功能齐备的大楼:你需要硬件供应商生产芯片和传感器,接着需要相应的公司来管理系统,此外还需要其他机构提供数据分析以及IT优化服务。同时,建造者还必须思考房屋所囊括的特点与功能,从而实现跨领域的协作。我相信理想家项目将会成为企业集体思考上述议题的平台。”

 

近些年,理想家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研究型组织。它召集了各个技术和工业领域的专业建筑师和专家,以家为镜,折射出当代社会和市场中深刻的转型问题。理想家建筑实践中的跨学科内核推进了多种形式的价值创造,在实际情境与客观社会背景内实现了科技的去功利化运用。2013 年起,原研哉开始壮大理想家的团队,其中的国际人才(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将理想家变成一个泛亚洲的交流研讨平台,虽然泛亚洲地区各国发展的阶段与规模不尽相同,但都面临着高速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相似压力——为了在细分市场中保持国际竞争力,各国在高压之下努力提升着产品与服务。在理想家项目最终的展览上,设计师/建筑师与企业组成一个个展览单位,等比例呈现实体建筑成果以及概念性原型,并向公众开放体验。至今,日本理想家展览已经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6 年在东京举办了两次。

 

中国理想家项目启动于 2011 年,初始研究小组中包括了建筑师张永和、梁井宇(与原研哉有过合作)、王昀、王辉(Urbanus都市实践联合创始人)以及日本建筑设计师青山周平(Shuhei Aoyama)。2013年,团队开启了与北京设计周的战略合作,团队纳入了 12 个新的工作室以及更多的研究人员与合作企业。

 

理想家的实践方向为中国的创意生态点明了前路:在专业知识与社会利益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以获取高质量的基础建设与公共福利。落地成果深刻地引出了建筑实践方向的改变,这些改变越发受到环境因素、规划政策以及人口细分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的作用还来自转型中的服务业和由创新驱动的制造业发展。建筑师和合作企业之间的对话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跨领域的同盟,其能够反映出个人及公共生活中不断变换的场景,并更加彰显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意义。

 

建筑师与企业的对话关系进一步为中国建筑的责任树立了标杆,同时,也划定了建筑行业在跨地域语境里被寄愿以发挥的作用。以中国理想家项目作为案例,值得我们再次考量的问题是:创意工作该如何展望未来生活?——我们需要创造出一种能够协调不同社群、空间和技术发展的新型的共生关系。

 

我认为最能激发人灵感的建筑创想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能够跳出私人空间的限制去重新构思居住方案。通过将象征着团结与和睦的“家”的概念,结合以当下共享文化里某种飘忽不定的特点,建筑师把空间打造成连接个体与社群的媒介。建筑师与企业的合作衍生出许多创想,共同组成了一系列符号、象征与功能,不断从其所处的都市环境与社会生态中汲取养分,再回馈其中。

 

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期间,我负责中国馆的策展工作,展览围绕中国理想家展开。下文,我将探讨中国理想家中的若干个项目,其凸显着中国当下协调社会与经济差异的紧迫性。我将在此审视 2016 年策展时讨论过的概念与看法,以证明一个观点:在未来,对于创意类工作中的一个细分领域——建筑实践来说,将人类学与文化观点融入其中至关重要。

连接了居住与骑行的自行车宅
自行车宅的设计图

混合单元(Hybrid Unit)


“混合单元”展示的建筑项目探索着传统空间思维与现今弹性社会结构的功用,并揭示二者对当今病态的城市生活所起到的治愈性疗效。这些项目将视线投向当今的普通平常的社会城市形态,例如北京的胡同地区,从中汲取关于社会性与协同作用的灵感。项目设计师通过重审过去兴盛一时的集体居住形式,以证明家庭生活中生态与城市组织架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如今,这一关系必须在现实与精神意义上进行修补。在污染和社会断层等当代生活的层层危险中,“住宅”成为一种混合领域,在领域范围内,个体和群体间的建设性交流正在发生。

 

张永和的项目是回应着城市环境问题的自行车宅(Bike House)项目——与现在城市崛起的自行车出行密切相关,这一趋势在北京尤其明显。在这个项目中,张永和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趋势的积极面,比如它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复兴,还有骑车锻炼给人的健康带来的增益。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自行车其实并不陌生。1980年代初,张永和还是一名在美留学的建筑系学生,当时,有两个情景令他记忆深刻:美国的青少年利用城市空间的诸多元素例如长椅和楼梯等,将它们改造成自行车运动的游乐场;在公寓楼里,当大门相互敞开时,邻居们甚至会骑着自行车“串门”。由此,自行车从一项交通工具转变成了运动和休闲方式,同时也成为了一种交流媒介。“面对在中国各城市中悬而未决的基本生存问题,最为人熟知且具有人气的自行车自然而然成为展望健康生活的一种媒介。”

 

张永和为展览制作了一系列短片,每段 5 分钟,共有 8 段,短片铺陈出了项目的背景。在前四个视频中,他展现了自行车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的一系列角色,以及相关数据信息。“自行车冲击中国建筑的第一条凭证能够追溯到 1909 至 1912 年间的紫禁城。末代皇帝溥仪收到了他的第一辆自行车,为了方便自己能绕着宫殿骑行,他下令将所有的门槛从中劈开一条通道。虽然这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是却阐述了一个巨大隐喻——将自行车骑进家。”张永和如是说。

 

除了推广用自行车来复苏健康城市生活,张永和的自行车宅还有其他方面的倡议:“集体生活新形式、自行车爱好者的社区。这里还时常组织自行车赛,以增进社区精神。由此,自行车成为一种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节奏、装备、饮食……而自行车宅则成为通往此种生活方式的途径。”

在 2016 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中国理想家成为中国馆的展示项目

在未来,对于创意类工作中的一个细分领域——建筑实践来说,将人类学与文化观点融入其中至关重要。

自行车宅是与无印良品合作的项目,后者也有着自己的自行车产品线。自行车宅的设计倡议不仅限于简单地创造出一个装载人和自行车的空间,而是打造一个住宅系统,其酝酿着不同形式的功能与习惯,只待居住者慢慢开发。从维修站、配件零售,到为自行车定制的城市探索线路,这些活动和扩展服务都指向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两轮自行车去重新发现这个城市。新型产品还包括应用程序和一体化平台,它们不仅能够帮助情侣们在自行车宅中进行实时连接,同时也能够将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自行车宅在平台上相互连接——新的产品类型最终培养出新的生活习惯,以满足都市生活的全新需求和习性。品种繁多的商品体系共同滋养着对于空间的全新畅想:新型城市由更治愈、节奏更慢的骑行体验主导。人们在骑行过程中欣赏着路途上的环境,潜意识里也将逐渐更珍惜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和空间,更尊重个人和与他人共享的空间。

 


非物质化空间(Dematerialized Space)


2015年,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了6亿6800万,其中有6亿5900万人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人数的增长为“分享”的定义带来剧烈变革。数字创业在城市的创意区和特殊园区生根发芽,与此同时,互联网与通信巨头的公司文化成为当代企业争相追捧的标杆。本节讨论的项目源自于建筑师的观察,其注意到,居住习惯以及关于“家”的定义正在发生改变,与传统的建筑形式逐渐分离。同时,项目也在探索着千变万化的需求、选择和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变化正潜移默化地转变着我们的交流与工作形态。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Atelier Deshaus)的柳亦春的项目名为“私•物•邸”。这一项目并不急于评判何为解决居住问题的最终方案,而是提出用一种新的方法去处理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柳亦春选取了历史上很多居住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跨越的时间线从史前时期到封建年代,最后到了现当代。柳亦春将目光聚焦于激发了居住形式发展的迁徙现象上,并将居住形式根据时间特性分类:永久、周期、游牧等等。

 

设计项目适于“居家”概念逐渐改变的全新语境。如今,对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与工作时间和空间的分配上越来越有弹性。他们的工作形式和社交活动越来越不再依靠于固定的场所带来的安全感。电子设备和科技产品让他们可以轻松地“上线”或“下线”。

 

如今的年轻一代在更加广阔的地理环境和城市空间中拓展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社交圈,移动便成了一种常态。借助手机和网络技术,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触及他们想联系的人或想获取的服务和商品。而这些日常习惯和行为,构建起的是一种归属感。

 

私•物•邸建立起一种新的意义系统,它通过物件及其相关功能,联系起使用者与他们的家。这个意义系统并不旨在诠释“什么”是家,而是“如何”在无视地理位置的情况下重造“家”的空间。私•物•邸是一个由立方栅格组成的模块化结构系统,可以根据居住者的个人所有物进行定制。这些物品是人们的习惯、爱好和职业的缩影。正是这些人们珍视的物件,构建起一种至关重要的“归属感”。搭建完成后的私•物•邸是一个承载物件的系统,将其拆解、搬运、再搭建,便可以在不同的建筑中再次使用。

私•物•邸为居住者建立起一个个模块化系统,用“物”联系起“家”

大舍建筑的这项创意指向当下一个重要的人口现象,其中的问题正是中国创新政策急于并忧于解决的。“千禧一代”(在 1984 至 2000 年间出生的人口)占目前总人口数的 30%。在这代变幻莫测、深度碎片化的人口中,既有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小皇帝”,也有勉强维系着收支平衡的“蚁族”。在未来城市中,这一代人是经济与社会的行动者。他们肩负着创造公共价值系统中的新责任和意义,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差异不断扩大、跌撞着前进的当代世界。

 

人口问题构成城市未来的中心议题,在本文最后讨论的几个项目中,建筑师直面这些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方案。《纽约时报》的撰稿人高雨莘(Helen Gao)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长不大的中国“巨婴”》(The Giant Infants of China ),影射心理学家武志红意识超前却命途多舛的畅销书《巨婴国》(编者按:富有争议的《巨婴国》因触犯法规和政策已被下架叫停)。高雨莘在文中描述道:“中国的许多千禧一代自我中心、性格孤僻,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难以独立,寻找成就感的道路充满了挣扎。”高雨莘将这种现象归咎于高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以及父母对孩子生活管理的过度干预。家长逼迫孩子去掌握社会的“潜规则”,但对于共情等情感品质的关注要少得多。

 

有关“归属感”的概念模糊不定又令人忧心——它主要来自于数字平台等虚妄的事物,而非现实世界的经历。在社会交往中,这更像是一种回避,而不是实际的参与。而事实上,这些社会事务如今大多都在智能设备的黑色屏幕下完成操作。柳亦春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引述了线上平台“好奇心日报”的一篇报道,其中记录了作者进行“18天不出门实验”的细枝末节。这项宅家实验旨在调查互联网服务(无处不在的数字通讯与会议信息平台、食品外卖、宠物护理、足疗等)的效率。在整整 18 天里,作者在北京三环附近的 60 平方米合租公寓里足不出户,工作与生活如常进行。

 

文章作者尝试过的各种服务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整个实验却勾划出一个事实——灵活便捷的数字传播和平台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生活之间的交互,新型社会仪式正在形成。这些服务缩小了大都市里个体间的线下距离,有如向外扩张的全球化进程的反面。中国大力鼓励着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将其描绘成个人适应未来进程的保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高雨莘文章提及的“人际交往”问题,将来或许可以通过一种更加欢乐、注重合作的文化来解决,孕育了以共识和相似为动力的联合办公文化。在新型服务的促动与支持下,以群体为中心的空间设计与规划也应运而生,变化不仅仅是个体案例,开发商和地产公司也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并随之做出响应。

 

社会群落+(Community Plus)


马寅是高端海边度假村阿那亚(由 Vector Architects 直向建筑设计的孤独图书馆是位于河北秦皇岛阿那亚社区沙滩上的一个著名空间)的创始人和开发商,他也参与了中国理想家项目。在2016年夏天于东京举办的第二届日本理想家博览会(Japan House Vision expo)上,他与我交流了关于上述话题的想法。他认为,随着环境、职业和私人情景的改变,社会纽带的构成也在逐步转变,如今的个体寻求更有意义、更高质量的聚集空间,后者可以让人们投入形式愈加丰富的兴趣与分享活动。范小冲是阳光 100 地产公司的掌舵人之一,与他的谈话打开了我对构建社区文化的新见解。在中国理想家项目中,与阳光100组成合作配对的是北京 B.L.U.E. 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青山周平(Shuhei Aoyama)。他们最初的方案锁定了广东省清远市郊区的一座闲置工厂宿舍。青山周平计划将宿舍改造成针对年轻人的居住社区。

 

青山周平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老城市中心的民居建筑和城市形态,比如北京的胡同住宅和上海的弄堂居民区,其中纵横交错的小巷构成这些老社区的典型。在这种规划结构中,社群精神被放大,社区与物质资源常常被分享使用,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的、互惠互利的文化。在公共区域里,居民共用着公共设施,通常在居家环境中完成的活动却在室外发生了。青山周平的理念是这种自如的共居状态在概念上的延伸。在这样的环境下,集体与个体无间共存,相互适应。

 

青山周平与阳光100的合作计划被命名为“400盒子的社区城市”(The 400 Boxes Urban Community),它由一个个盒子状的模块式单元所组成,供日常使用的个人必需品被放置在睡眠区域,而那些需要管道、供水等的公共设施则被集中在每个楼层的中心区。每个可移动单元的外壁可以根据居住者的个人爱好进行定制,成为衔接个人与公共环境的一种媒介。这种设计使得“公共”成了每个个体生活的一部分,社区中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共同兴趣发展邻里间的社交。通过功能分区,再通过移动技术与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整合,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这个方案有望能运用到商业与公共领域的各种服务中,比如美食广场、零售商店、咖啡馆、图书馆和学习中心等。

青山周平的“400盒子的社区城市”创想

这项方案还为地产行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当今以“建造-销售”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应逐渐向“服务-管理”过渡,以满足当代年轻城市居民在高成本都市生活中的个性化需求。

 

本文讨论的最后一个案例与B.L.U.E. 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方案都回应着同一个现象:经济改革带来发展模式的转变,制造和服务业中的生产与研发日益优化。这样的大环境对“中国制造”的实体产业分布以及市场习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努力积极的求职者、创业企业家等新崛起的群体必须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到建筑与城市的战略规划中。

 

建筑设计团队“都市实践”(Urbanus)的项目名为“重叠共居”(Overlapped Living),其源于对中国“蚁族”群体的生活条件与习惯的分析。2009年,社会学家廉思在北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蚁族”一词。蚁族指的是快速增长的年轻人群体,他们或是待业者,或是低收入的毕业生;蚁族多是 80 后,居住在一、二线城市市郊拥挤的群租房中。蚁族现象是各种经济因素聚合的产物,比如大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居住和生活成本。从 1990 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也是造成蚁族现象的因素之一,大量拥有大学学位却能力不足的求职者涌入了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不同于那些不指望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流动劳动力,蚁族是一群强烈期望在城市实现职业与经济理想的个人和家庭。他们的收入有限,只能居住在拥挤的群租房,许多人只能负担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每间卧室里有 4 至 8个床位,所有人共用厨卫设施。“重叠共居”是一项对现有建筑的补救策略,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有效、可缩放的公共居住系统。

 

蚁族的工作习惯与当今移动经济和灵活生活方式相呼应。他们的社交、个人和工作常常在同一个空间里发生。都市实践的建筑项目考虑到了蚁族多变的日常需求,比如做饭、睡觉等基本功能,也包括工作和休闲功能。每个单元都由灵活的组件构成一套套模块化系统,其中包括了可叠摞和可伸缩的室内家居,居住者可以根据自己一天的不同需要随时将空间切换成睡眠功能、会议功能、休闲功能、烹饪功能等。重叠共居的设想还有定制的潜力,满足单身人士和家庭的不同需求。

 

重叠共居设计方案的诞生,对诸如YOU+国际青年社区这样已经落地的前卫项目很有帮助。YOU+国际青年社区的主要投资方之一是小米,近年来,这家互联网公司正在研发联网的智能家居系统。YOU+国际青年社区和重叠共居的目标人群很相似。YOU+国际青年社区成立于 2012 年,最初落户广州,之后逐渐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崭露头角。它为平均年龄在 20 岁的年轻大学生和创业企业家提供整合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帮助他们真正地展望职业未来,开启都市生活,而不只是纸上谈兵。

 

中国理想家是个持续的研究型项目,其中的“未来生活实验室”将是贯穿各个建筑项目的长期组织。我相信,中国理想家项目能贯通各个学科的知识,为能源、医疗保健、社会学、人类科学、生物化学、视觉通讯、建筑、空间研究等领域提供专业交流的机会,它将是建设未来城市和社区的中流砥柱。只有通过持久、严谨的试验与交流,才能使创造性作品与都市未来保持关联。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学习如何更好地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且为群体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让自己变得更好,成为更具生产力的公民与个体。

“重叠共居”旨在在有限的空间内安排灵活的家居系统

附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理想家和其项目的内容,请阅读书籍:《理想家:2025》,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6

 

你也可以在中国理想家的微信公众号获得最新信息:HouseVision理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