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地下”
一个新型社区的诞生
2017-09-29 | 撰文:Beatrice Leanza 毕月 / 编译:sangyu

北京城里有着逾1.7万个空置的地下室,它们是上世纪不断变化的政策的遗留物。周子书看到了这部分空间的价值与潜力,打造了一个“地瓜社区”。“地瓜社区”连接起周边小区里的居民,为他们提供了通过发挥个人专长而收获额外劳动报酬的渠道。基于“技能交换”而形成的新型社区最终更成了促进人际间信任与良性互动的推进器。

在数据科学的助力下,今日工作世界中的集体对“共享经济”的认同发生了激进变革。变革的理论前身可追溯至 1960 至 1970 年代,当时,反主流文化风潮在欧洲与美国爆发,挑战着西方战后的主流思想体系,映射出民众对于工业文化造成的均质化、不平等与环境破坏的普遍忧郁。创意世界中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技术专家和研发科学家开启了兼容思考与实践意义的探索,意在从既定的传统与秩序中脱离而出,共同打造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项目。

 

这些凸显着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探索在世界若干地区同步发生,它们多元、开放、不强求整齐划一,而鼓励内在联系的建立,其灵感来源于一套引导集体行为(工作与生活)的全新道德准则 。在此语境中,诞生于那个时代的产物包括了跨学科实验,基于社区实践的教学方法,控制学与机械理论的迅速发展,强调着参与、游牧与自行组建的激进建筑……它们与当今时代中颂扬“从无到有”的创业精神发生着呼应,即便科学技术已经更新换代。 异军突起的零工经济、协同经济、P2P经济(诸如 Airbnb、TaskRabbit、Uber、滴滴出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撬动了商业、服务与雇佣模式的改变。世界各地的创意型经济高效联动,成功绕开了形成于20世纪的金融调控系统与市场等级制度。NYU 教授 Arun Sundararajan 在他的专著《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中把此类经济定义做“群众资本主义”(crowd-based capitalism)并梳理出其 5 个核心特征,其中有一点便是:这种经济形式模糊了私人服务与专业供应的边界,从而也打破了固定雇佣与临时工作的限定范围。

 

这种经济形式抓准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核心,引领着一种突破传统的“合作主义”。商业行为已然不同以往,在全新生态下,“个人经验”与“联合价值创造”突破了传统中地理与地缘政治秩序的限制。如果说1960与1970年代的嬉皮士群体通过“集体出世”的方式表达政治立场、寻求精神慰藉,那么嬉皮士的当代继承者则采用了完全相反的手段——他们积极开发突破传统的工具,继而将其运用于既有秩序之上。

 

 

地下室的变身


初遇“地瓜社区”的创始人周子书时,我正在为一本讨论中国设计的专著搜集材料。在众多不同类型的创业单位中,一种相似的大趋势正逐渐形成:“个体单位积极地融入不断扩张着的协作与知识网络。虽然做了一些业务外的额外功,但是它们对社群与社会产生了不少积极影响,其作用范围触及了有关都市、人口与经济转型的重要议题。” 在我们的初次对话中,周子书强调,“地瓜社区”不仅仅是一个改造闲置空间的项目,它更是针对某些特定都市社区生态的长期调研与观察,有一种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意味。

 

如果没有调研与观察基础,在空间规划的过程中必将产生冗赘。从中央美院视觉传达专业硕士毕业后,周子书在中国美术馆(NAMOC)担任策展人。后来前往中央圣马丁继续深造,获得“叙事环境”专业硕士学位。在中国美术馆工作期间,一件小事让他记忆犹新——一位附近的街坊跑来美术馆的厕所洗菜——老旧社区缺乏基础设施,跑出来洗菜也是不得已的举措。深为触动的周子书决心要开拓新的灵感与探索,将他的设计知识运用到更迫切的需求中。在中央圣马丁求学时,周子书初步酝酿出“地瓜社区”这个点子,项目最终于2016年初落地,如今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团队。

“地瓜社区”的灵感源于 BBC 的一条新闻,当时,曼彻斯特挖掘出了一片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居住的地下室。周子书联想起了北京的地下室居民,决定要做一做深入了解。调研中,周子书发现这些地下室构成了一项庞大的空间资源,共计有超过 1.7 万个单元。


随后,从1986年开始,北京市规定凡是高于十层以上的房子都要配备地下民防空间,于是北京市内又大规模出现了一批地下单元。政策再次更新后,既有地下空间获得商用及租住许可,变身成为市场、旅店、影院、商店……还有一部分则被改成了条件简陋的住房,收纳了一大批涌入北京的流动劳工,地下室居民总数达到了 100 万之多。他们的收入无法负荷“地上之城”的住房,只好退居地下,月租大致在500至900元之间——租住一个同等面积的空间,“地上”的房价大约是“地下”的三倍。再后来,由于存在巨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以及北京市人口疏解策略,地下室不再允许承租人用作居住功能,这批人租住地下室的人群离开地下室,留下了大量的空置空间。在现代化迷思中高速发展的都市的对比下,这些空置空间的冷寂显得格外强烈。


得名于生长于地下的根茎类作物,“地瓜社区”致力于帮助误用及空置的地下空间重获新生,将其改造成适应都市居民不同需求的多功能公共空间。在前期实地调研期间,周子书在地下室里生活了两个月。在这之后,他希望能够借助“技能交换项目”帮助地下室的年轻人和地上的人们交流,以此拓展自己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早日搬出地下室。针对这个难题,周子书与团队一起组织了一系列工坊与居民参与活动,涵盖的主题从小型空间改造延伸至社交软技能提升。2016年3月,“地瓜社区”的第一个空间于安苑北里开幕,不远处便是聚集着大量创业公司和工作室的北京“硅谷”——亚运村。在片区决策部门一位官员的帮助下,周子书拿下了这个空间,算是对未来政策的一次试水。


从讨论,到争辩,再到最终的民主投票,首个“地瓜社区”的空间规划是安苑北里居民公共参与的成果。周子书和他的团队像是一个协调者,拖着他们的推车在社区里巡回4天,组织了多个小型讲解会,采集了187位居民对于公共空间的设施和功能的期待。

同时,我们也总结出了一项经验——在北京,创造一种新型社区空间前,要充分分析居民的不同能力与经验,以便为他们提供回馈社区的渠道。

尽管人口数据显示,首个“地瓜社区”落址的小区人口多为老年人,参与了周子书组织的首个“民调”的人群中有76%的是介于20至40岁间的年轻人。他们大多表示,北京的年轻人(劳动年龄人口)缺乏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在“地瓜社区”开幕的首月,周子书和团队为周围居民组织了一系列文化与教育活动,其中包括了读书会以及创意课程,参与者都很投入,气氛十分不错。“大家来这里分享着各自的文化生活,氛围是温暖、热情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挺开心的。”一位来自中央美院的大四学生说。


位于安苑北里 19 号负二层的“地瓜社区”占据了约 560 平方米的空间,里面被隔出了 32 个房间,成为周边大约 9000 位居民的社交和活动据点。“我们相信这个空间是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与观照。同时,我们也总结出了一项经验——在北京,创造一种新型社区空间前,要充分分析居民的不同能力与经验,以便为他们提供回馈社区的渠道。只有当我们清醒意识到社会空间中的不平等,我们才有能力去降低社会两极分化,去增进邻里间的信任。”周子书说道。

“地瓜社区”是一种关联经济。关联经济并不是由金融与资本孵化而出,而是一种商业生态中雇用劳动再架构的结果,这种商业生态以个体居民为中心,从而也巩固着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关联经济促进着基于认同与信任之上的良性社会互动。


首个“地瓜社区”空间的翻新费用由冯仑及其友人私人赞助,此外,亚运村街道也出了部份的改造费用。空间里设置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小型电影院、阅读室、图书馆(与中国图书网合作创立)、3D 打印实验室、理发店、健身房。此外,还有多个专为“创新部落 Innoville”项目预留的活动空间,这个由北京共青团市委推进的平台致力于培养少年儿童的科技创新能力。剩余的房间则向社区居民开放租赁,供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向社区提供的服务包括语言培训、幼托、画画课程等。


同时,居民也可以临时租用空间作为活动场地。一位全职妈妈在“地瓜社区”成立早期用市价的 1/4 租了一个小房间教小朋友画画,在赚外快之余还让自己大学时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发挥。还有人租下空间提供幼托服务,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在下午5点至7点间帮下班晚的家长看管儿童。许多“地瓜社区”的使用者和受益者都切身感受到这个“地下”社区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附加价值——原本的“技能交换平台”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渠道,同时还让人们在相互学习与帮助的过程中收获满足感。

政策以外的力量

 

国家为相关产业中的孵化器、加速器、共享以及创客空间提供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这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具体落地。虽然国家层面上鼓励由创意引导的经济增长,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资本主义”尚未带来切实的高质量效益,也尚未突破当下仰赖于成熟技术和数据科学的“规训”模式。“地瓜社区”的合伙人之一李世峰认为并不能把北京的居民区称作“社区”,因为居民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场所与邻里开展自主、积极的联动。


根植于超级大城市的拥堵问题进一步剥夺了人际交流的机会——当人们将大量时间用于日常通勤,私人生活中与家人的高质量相处时间以及工作空环境里的面对面交流机会顺势削减。在实施阶段,“地瓜社区”着力维护项目的自我可持续性,强调项目的行为特征,而非组织特征。在与跨界创意平台 Zero zero Project(project00.cc )创始人 Indy Johar 的访谈中,他说道:“邻近经济的力量正逐渐增强。” 在邻近经济中,供应商与消费者的联系愈加紧密。这种经济形式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它提供了一个由相似性驱动的平台,系统中的参与者享有共同目标。


科技与自动化急剧提升了对接过程(人至人、机器至机器、实验室至工厂……)的效率与范围。在此之上,一种理性的信任生态在个体的互动间逐渐形成,独立于公共管理的保障系统之外。专门经验与劳动力的作用正在显现(具体案例可参考由爱彼迎推出的一站式出行服务项目 Airbnb Trips,还有一系列专注于DIY创造及产品开发的平台,等等)。在直接的对接关系中,小型创业单位找到了共鸣与归属。正如Johar所言,邻近经济是一种针对全球化本质的再思考。在脱离了国家或跨国机制,却保持着高度实用性的邻近经济里,金融上的民主、所有权上的民主、设计以及生产上的民主得以真正实现。最终,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作为独立个体获得了更多行使公民赋权的途径与机会。为了延续这种赋权,我们同时在更广泛的时间与空间里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为公民意识下公共协作的实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地瓜社区”目前正在位于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的甘露西园筹建第二个项目。这个由一组设计师筹建的项目吸引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投资者——从个体、公司投资人,到政府与公共机构——共同为实现社会福利创造切实可行的条件。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专著《在一起:合作的仪式、愉悦与政治》(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里呈现的充满精密算计的人类合作史。


桑内特在论述中表示,“合作”本身就具有任务性质,是一种包含着大量拉锯与斡旋的行为。它不是一种轻易可得的状态,而是一种需要通过长期训练与耐心投入养成的技能。今时今日的合作型经济或许是一种革命性转折的指证:人们将迎来共同生活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们重新梳理着社会参与的道德体系,共同筹划空间、规则与欲望,重新定义“我们”本身。希望在未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