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zhai City 山寨城市,
一场始于民间的数据革命
2017-12-22 作者:Beatrice Leanza 毕月/翻译:邓宇华/编辑:chensangyu

非营利机构的困境

 

2014年,建筑师 Frank Gehry (编者按:Frank Gehry 的作品以大胆著称,他的代表作包括纽约古根海姆、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等)又一次因“直白”成了头条。在西班牙的一次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作品中的“惊人性”时,Frank Gehry 竖起了中指,随后说道:“如今的建筑和设计,98% 都是狗屎。毫无设计感可言,更不用说对人类的尊重或者其他什么特质了。那都是些糟糕的建筑,就这么简单。偶尔也有一小部分人能创造出好的建筑,但是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少。我们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绝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我只和尊重建筑艺术的客户共事。所以,请不要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

 

有趣的是,今年早些时候,我在社会企业家Tom Stader 的博客中又看到了这则轶事。Stader 是非营利组织“图书馆计划”的创始人和运营者,该组织致力于在中国和越南的农村地区为资金不足的学校捐建图书馆及其他教育资产。Sadler  于 2006 年启动了该计划,当时他在中国大连做志愿者。如今,“图书馆计划”已是一个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兼有地方及国际顾问,截至2017 年,捐献图书数量达 170 余万册。读一读官网上的“发展历史”,项目初期的困难历历在目:学校环境恶劣,学生家庭极端贫困;同时,当时缺乏统一的模板来把控图书馆的维护、教师对图书的运用等事宜,项目带来的惠益比较有限……

 

通过进行合理的规划、探索可量化的模式,“图书馆计划”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一家高效、透明、负责的社会企业。除了书本、书架等实物资产,它的运营模式还延展及对地方员工的培训,以及面向儿童与行政人员的扫盲项目。

除了捐助图书馆,图书馆计划还为资助地区提供教育项目

Tom Stader觉得从事非营利工作的人正如 Frank Gehry ,常常面临“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他们常常被人误解,而且和建筑大师的遭遇一样,总是遇到一些类似那位记者提出的过于简单的猜想。“愚蠢的问题防不胜防。” Stader 写道。确实,他提及误解非常普遍,许多人对社会机构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的价值微不足道。这给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们带来诸多挑战,其中一点就是“在根源上,大众并不明白实现公益创业的正确发展方式,发展无法实现自动化——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帮助;它需要无私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逐个完成小任务,朝大的目标迈进。整个过程很难以天、周或年来衡量,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显现效果。”

 

 

山寨城市——新一代本土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诞生于西方世界,这个概念其实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特指借助市场模式实现社会目标的商业性合作企业。时至今日,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社会企业仍然以这种文化特质为基础,并开始进入公共领域——与私有企业、政府组成不同形式的战略联盟,具体体现为各式各样的企业社会责任、风投及孵化项目。每个国家对社会企业的严格定义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社会企业必须符合三条关键标准:一、企业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促进环境、公平、减贫等方面的可持续性,提高大众生活质量;二、其盈利将继续投资于公益,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三、利用商业模式与市场的力量优化企业运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企业是自下而上创新及公私联手的产物,各方的合作基于信任、共同的道德观念,以及领域上的相近,其目标是处理公共部门无法独立解决的发展问题与社会痼疾。但社会企业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中人力资本带来的附加值,这就产生了定量因素与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应该使用哪些标准对社会企业的影响力进行评估、如何利用数据帮助企业改善决策与规划、怎样促使投资者继续供资?……这些问题对于在基建不到位、经济不发达、社会不稳定地区开展工作的民间组织来说尤其重要。

 

正如前文Stader所说,带有“使命”特质的社会企业关注人的发展和无形的进步,无法用加工成本、运输成本这类指标来衡量。由于项目的过程与成效看不见摸不着,“可见的”影响多年后方才显现,因此难以在短期内量化及评估。如今,尽管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正在急剧恶化,但数字工具与平台带来了高度的互联互通,新一轮创新近在咫尺。我们能够更快地获取信息与资源,共享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社会企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使知识的收集、评估和分享更高效,使社会干预措施更及时、更准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催生即时行动、提供实时建议的数据。”

 

这是山寨城市首席执行官林达(Tat Lam)的看法。2015年,他与长期合作伙伴 Chris Gee 共同成立了山寨城市,总部位于深圳,香港和旧金山设有办公室。该企业旨在运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助力公益创业的发展。

山寨城市创始人林达(右)与合作伙伴 Chris Gee

与文章开头提及的 Frank Gehry 一样,林达也是一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在过去十多年中,他聚焦中国城市与农村的非正式定居点,这也是他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主题。2009年,林达回到了深圳。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地理、经济、人类学学科中的种种变量重塑着偏远地区的生活,而想要透彻地理解这种改变,深圳就是一个绝佳的地点。回顾八年前的环境,林达说:“我们试图超越普通机构低效的运营模式——无论面对何种发展问题,中国都需要更迅速、能创造更多价值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当时,专业咨询产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私有建筑企业的实践则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平台,能够快速地进行测试并将想法付诸实际。我自己主要关注三个议题:城中村重建,城市的创意阶层以及新城区的发展。过去十年中,这三个议题都是热门话题。它们也非常‘深圳’,可视作高速城市化、致密化与后工业化的缩影。”

 

于是我问他,2017 年的林达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答道:“我是一个影响力战略家,关注公益创业的发展。”为什么从城市规划师转型为影响力战略家?“我希望能跳脱出咨询行业,在一条更长的价值链上奋斗,体会从资本到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这种平台目前还不存在,因此我得从零开始。”山寨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一种使命、一种信仰,它坚信民间/基层与社会创新的力量。

 

山寨城市的灵感来源于林达对中国“山寨”文化的感触。从偏远的乡村到繁华的市区,这些来自民间的知识绵延不绝、坚忍不拔,有时游走于法律边缘,其中的华强北电子市场、深圳的制造业生态都已举世闻名。在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中,共同的历史、兴趣与内聚力培育出种种非正式、业余性的行动。随着对山寨文化的深入了解,林达开始反思其内在力量,进而希望利用数据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来创造“时代精神”。

 

尽管世界快速发展,以用户为中心的技术改变了全球经济图景,但所谓的“数据鸿沟”仍然严重,使社会边缘的低收入人群无法享受到创新成果。主要因素包括经济能力(个人无力购买高价的智能设备)、基础设施(4G网络覆盖范围),以及最为重要的用户习惯及数字灵活性。偏远地区的群体普遍使用短信和电话服务,很少接触软件和网络平台,也享受不到高速数据网络——那里的“数字”文化与发达地区截然不同。“ 50 年前存在文盲的问题,而现在则有数据文盲,这个问题同样重要,亟待解决……原因有三:首先,至少一半的中国人口缺乏数据素养;其次,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带有极强的偏向性,因为这些数据只包含了拥有数据素养的人;第三,大量资金被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但由于落后地区缺乏基础设施,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林达归纳道。

这种不平等给农村人口,城市低收入人群,以及致力于缩小数据鸿沟、改善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及社会状况的组织带来了挑战。山寨城市旨在解决贫困人口所面临的困难,用廉价且适应性强的技术缩小数据鸿沟。山寨城市支持社会企业,使其得到认可,以自下而上的力量终结早已过时的模式,即,中心与边缘的对抗。林达还说,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民间活动无法创造价值,而在于价值未得到公允的衡量。

 

山寨城市是一个连接创新与自由市场的公益创业项目,其背后的逻辑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目的驱动型机构要为需求最迫切的人群创造新型解决方案。但这种机构的努力需要可量化的证据的支持,以证明其能够持续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进一步推广。然而,目前在落后地区进行的效果评估的成本高昂,且缺乏对终端受益人的关注。山寨城市着手使公益创业项目的价值链明晰化,帮助社会企业提高运营效率,更加准确地展现自身对环境及社区的影响。山寨城市的旗舰产品是名为Impact Learning™(下文将作“IL”)的分析云平台,已申请专利,他们也将其称为“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人工智能”。

IL平台归纳出的图标和数据清晰地反映出各地方的状况,为政府、投资人提供可视化参考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实践,看一看山寨城市的实际案例。中国绿化基金会是山寨城市最早的客户之一,这是一家成立于 1985 年的公共机构,由国家林业局主管。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为环保项目募集资金,包括植树造林、保育水土、环境重建等等。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其中一个项目需要为多地农民提供购买树苗的渠道及资金。为了提升项目影响力、改善基础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基金会一直鼓励农民种植果树,通过卖水果创收。这些措施确实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项目的效果评估方式往往是由当地政府收集数据,继而撰写成冗长的报告,整个过程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数据收集一般采用纸上形式,自然又拉长了时间。如果能用数字工具进行收集,并将数据储存在互联的数据库中,内置的评估度量还能实现实时的可视化,基金会便能更加快速、准确地跟踪资金的使用情况,以测评项目对当地居民生活及商业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了解哪一类捐赠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哪一类最小。简单来说,这就是IL平台的作用。

山寨城市与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合作惠及偏远地区,传统数据收集的方法大大延缓了反应机制的行动。

 

简而言之,IL 系统能够将田野调查、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所收集的数据流自动分类。它就像一件实用工具,帮助用户便捷高效地收集数据(手机、平板电脑及其他智能设备均可),随后通过动态可视化处理,实时显示数据变化。IL是一项包含了田野调查工具(研究者及地方的“代理人”利用这些工具进行现场干预)、评估度量及可视系统的云技术。你可以通过 IL 官网上的小视频了解整个流程,还可以进行在线试用(http://impactlearning.io/),获取你个人的影响力数据指标报告。该报告(仅为基于输入的指标得出的样本,并非实际模拟 IL 系统)囊括的指标有:目标调查地区的数据素养水平、数据基础设施状况、社区发展环境(例如多样性或复原力)。

 

数据库规模越大,本地化案例所提供的数据相关性就越高,全球各地其他社会发展项目可借鉴的经验也就越多。最重要的是,这将直接影响价值链顶端也就是机构的资金来源——投资者——的决策。IL 的运行简单快捷(数据表均可下载,因此能够直接通过可视化应用进行共享),使各方得以知悉项目的影响力,因此,从投资者到最终受益人,整个沟通环节更加高效透明,各方对社会事业的贡献和参与清楚明了。

 

影响力度量系统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各个机构将其作为参考指标,以评估各项行动。因此,IL 本身的开发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早期的工作坊与田野调查对于系统的设计及数字建模来说尤其关键。来自深圳 SANS(三思)的徐轶婧与Neill Mclean Gaddes是早期开发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于 2010 年创办了咨询机构 SANS,将自己定义为“扎根于中国的地方营造者”,专注跨界实践,包括场所建设、城市更新、策展等。工作室的宗旨是:通过实践影响社会、文化、商业及自然环境,为社区赋权。

 

二人加入山寨城市时,刚刚完成一个针对北京大栅栏的长期项目“大栅栏:居住之间”。大栅栏是天安门广场东南侧的一片胡同区,两人负责的大栅栏项目结合了建筑改造与社会优化,如今被奉为城市升级的最佳案例之一,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先例。他们说,在大栅栏这样历史悠久的街区工作能挖掘出一些关键概念。该项目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旗舰项目(最初与北京设计周联合发起),旨在呼吁设计行业的从业者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法,以处理地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应对建筑与城市结构老化、开辟公共空间与设施、振兴文化与非物质遗产。此类项目能够作为对政府干预措施的试水,最终催生社区型建设及社会行动。

 

徐轶婧与 Neill 参与制定了地区复兴的长期战略,与当地的开发商、政府、专业人员及其他参与方进行互动,也因此发现了系统的一处“小障碍”。参与项目的设计师与建筑师往往对工作中社会环境变量的了解十分有限,也很少花时间精力去分析;而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学科例如微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视角不可或缺。紧密的社区和社会结构以及长期根植于城市结构中的家庭纽带意味着空间的营造者还必须关注关键的隐形数据。通过与山寨城市的合作,徐轶婧与 Neill得以建立一个田野调查经验库。“农田思考”(Farm Think)工作坊也证明了这种经验数据库的重要性,该工作坊最早由深圳的Futureplus与Studio X共同创办,后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全球性机构,针对全球各地进行城市研究,通过为民间企业家提供自主发展的工具,以期改善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为农村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产品。

 

工作坊的目标是通过研究四川、贵州和福建三省的个案来挖掘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促进创新社会企业的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提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Neill 归纳道,问题识别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选取工具,再设计出适用于评估农村地区行动的度量系统。山寨城市现阶段正与偏远地区的伙伴广泛合作,问题识别对于他们来说也至关重要。

与在地伙伴进行合作,共同挖掘新型商业模式,是农田思考工作坊的工作重点

新加坡设计与投资基金(DVF)是山寨城市的股东之一。该基金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原则是促进社会包容性,投资对象通常位于偏远地区,这使投资者与对象机构之间的沟通异常困难。基金会也采用了IL平台管理旗下的佖屋(Bivou)项目。佖屋是几位青年企业家创立的乡间酒店品牌,他们致力于帮扶社区,创造社会价值。佖屋在云南丽江的波多罗村拥有一家包括 16间客房的精品设计酒店,改造自两座纳西族的传统农舍。在过去的七年中,品牌通过这家酒店积累了庞大的客户群。山寨城市正在帮助企业开发新的品牌——佖屋-X,其背后的理念是在极端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下发展可持续旅游业与酒店项目,进而以旅游业为平台解决更严峻的挑战——就从波多罗村做起。DVF的创始人 Louise Lai 称,有了IL,基金投资更加透明,促进了投资者与投资对象的信任关系,也使更多的人受益。

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的波多罗村,佖屋-X正在进行中

信任再建立,公益力量来自民间

 

中国经历了 40 年的高速发展,国家政策措施推进了城市化、土地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建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数据网络)也逐渐完善。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管理者为了保障社会稳定、统一和平等,首要关注的便是人口与社会的变化。随着新的需求不断出现,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发展尤其不平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将以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为基础。

 

近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将减贫作为主要目标,同时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一举动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首先,社会主义体系的宽松化和市场力量的崛起催生了一大批公私合营机构,为经济增长创造动力,中国人也得以享受更多的自由,通过积极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权益。国家和国民的经济实力提升了,然而社会不平等却也同时加剧。第二,从环境、服务质量到就业机会,这些与“可持续性”息息相关的问题不可能仅由政府解决。

 

前文提及的国家政策的核心正是旨在激励年轻一代主动参与经济发展。与 1980 年代的改革不同,当今中国所处的过渡阶段要求公民创造一个“共同”的未来,将其视为己任,团结一致向目标前进。

 

在中国,公民社会与独立/民间组织的参与始于 1990 年代中期,此后的十年间稳步提升。但中国的社会企业仍然难以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可,也缺乏有效定位。一直以来,它们不仅要应对繁琐或不健全的监管,还要面对公民与政府的不信任。《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的一篇研究论文称: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新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政府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社会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并不成熟,一方面给许多从业者带来了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广阔的空间,鼓励着企业和个人创造新的计划。

 

中国基金会中心是中国大陆建立时间最长且最知名的机构,其在线数据库中共有 6171 家通过注册、正在运作的实体。影响力投资也正持续增加,社会企业不断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商业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慈善的认识。2015 年 9 月,腾讯首次举办了“99公益日”活动,鼓励用户为公益事业捐款。腾讯还承诺在筹集到的善款的基础上按比例进行配捐。三天之内共有 205 万人参与了活动,加上腾讯的配捐,共筹集到2亿300万人民币。“腾讯并不想挑战现有的慈善机构,它的模式不仅没有给现有机构带来威胁,相反,还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利用资源。” 新媒体平台“慈善资本”的创始人及主编李玉林写道。他认为,这种模式切实地帮助机构、基金会解决了民间组织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政府禁止民间组织公开募资。“总的来说,腾讯从两个方面帮助非营利组织进行转变——培养和促进跨部门的紧密合作,以及引领非营利组织发展壮大,获取更多公众支持。”这种现象佐证了此前提及的消除数据文盲的必要性,公益事业的从业者以及受益人都需要关注,以恢复与民间互动,重建互信。

民间企业的参与成为中国公益的中坚力量,其中数据的助力功不可没

山寨城市的宗旨是解决社会与环境的痼疾。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企业的行动对于未来十分关键。山寨城市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展示了拥有共同愿景和使命的个体借力多方智慧,孕育新型创业精神的渠道。

 

我问林达,山寨城市着重培养文化与社会在各方面的韧性,这种模式是否能发展为解决地方问题的普世良方?林达回答道:“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可量化的解决方法来培养韧性。爱彼迎、脸书和优步的模式易于扩大,是因为它们背后的用户群具有一定数据素养。互联网经济无疑为小企业、小机构带去了更多权利,瓦解了商业霸权——借助此类平台,人们得以创立发展自己的机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边缘群体,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我们就不必再为地方问题担忧,因为我相信民间智慧比博士学位更管用,也相信实践经验胜于书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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