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the Underground,
地下的先锋大学
2018-01-19 | 撰文:Beatrice Leanza 毕月 / 翻译:邓宇华 / 编辑:Sangyu

“现实显然只为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服务。设计师提倡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依然在现实的局限内为少数人服务。学院旨在挑战这一观念,将现实的范畴扩大一些,为不同的梦想和希望创造更多空间。这个过程的重要构成就是创造多种事实,而这就是设计的切入点。”

 

摘自《建构现实学院》(The School of Constructed Realities),作者:Anthony Dunne、Fiona Raby

 

毋庸置疑,21 世纪的创意文化将权力变得更民主、更可及,人们艺术化地将“异见与不同”奉于高台,稍稍渗透进了老牌商业与金融机构——也多多少少“将现实的范畴扩大了一些”——使其更能接受自下而上、强调合作的新想法。“颠覆”的内涵是好的,但把“颠覆”的前卫性与初创企业的茂盛活力划上等号,我稍有担忧。不要误会我的担忧,当今社会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新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持这一类充满热情的运动,不管其形式为何;我也认同数字赋权对公民参与、政治行动、减轻贫困与创新发展的助力。

 

我同时认为,目前我们还无法充分评估数字运动带来的影响,现有的价值体系受到持续的威胁、质疑、重建,生活在新千年的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制衡分裂力量与不受监管的权力。这个问题在未来将愈演愈烈,继续困扰我们的后代。我们现在也许无法预测未来,但我们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即,评估“共同参与”之于未来的意义与影响,即便如今我们未必能够准确预见。

 

我认为上述关切与教育的未来息息相关,并将重塑教育的方法与期许。在“先锋大学”这个案例中,我将介绍一种教育创新,并探究其对于时代的重要性。

 

22 世纪的设计院校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否用梦想和希望来勾勒无法触及的未来?我们需要多少思考和行动才能驾驭这些现实,新的现实又将为谁所享有?

本文写作之时,先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Underground, UU)刚刚成立一个月。项目于2017 年 9 月 15 日在阿姆斯特丹正式启动,专注于提供面向未来一百年的教育服务。先锋大学由设计师 Nelly Ben Hayoun 发起,和“白日梦想家”团队的其他项目一样,旨在设想各式各样的未来,为有志之士提供途径和工具,帮助他们规划自己的道路与策略,开启新的设计事业。“白日梦想家”的字眼多次出现在先锋大学的使命中,既代表团队也代表受众。这一词语引自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编者按: 这部传记式电影根据 T.E. Lawrence 的生平改编,此人是一位英国军官、外交官、考古学家,在一战期间的阿拉伯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有的人都会做梦,但做梦的人并不一样。那些晚上在大脑的混沌的隐秘处梦游的人,白天醒来的时候会发现那只是一枕黄粱;但白天做梦的人则是些危险分子,因为他们也许会大睁双眼把梦想付诸行动,将其变为现实。”先锋大学被昵称为现代的威利·旺卡、快乐分裂和玛丽·居里,吸引了同 Hayoun 一样的实践者,他们对非传统和非结盟极具热情与好奇,怀抱善意质疑现有的权力结构。但在我们交谈时,Hayoun 反复强调,先锋大学不仅是她的一个项目,更是一个长期的承诺,让大学成为可持续的现实,先锋大学不是“她的”,而是“我们整个团体的”。

 

在2016年,先锋大学的同名基金会就已成立。目前,一个慈善机构也在筹备之中,Hayoun 是创始人兼主席,设计师、桑德伯格艺术学院院长 Jurgen Bey 任财务主管,创业加速营项目 Big Booster 的联合创始人 Didier Hoch 任秘书。先锋大学与阿姆斯特丹桑德伯格艺术学院合作,设置有两年的硕士项目。Bey 未曾是 Hayoun 的老师,但在 Hayoun 眼中,Bey 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对所有人都慷慨大方,欢迎新鲜大胆的想法——无论提倡者是谁。在 Bey 的个人理念与实践中,他着重关注公共空间以及设计中的关联性,他同样致力于教育事业。在一次访谈中,主持人问及设计如何激励社会行动,Bey 回答:“要换一个角度问问题,即,若社会行为变得比统计数据更重要,我们该如何真正地改变公共空间?除了问工程师,我们也该去问问文化创造者和作家。”

 

先锋大学的一大核心是培养离经叛道的创意路径,因为现有的教育机构无法让未来的创意人才充分理解如何在当今的工作环境、根深蒂固的层级系统中生存。学校教学的核心是“支持基于知识互惠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梦想”,建立多维度工作模式和思维。先锋大学在其网站上这样写道:“我们相信自下而上的路径,学生通过参与有意义的实践,全面了解社区、社会学、符号学和民族志学,进而开发项目,甚至能以机构的身份向大众传递信息。”

 

这段铿锵有力的话频频出现在先锋大学的网站和 Hayoun 个人的写作与采访中,常常还伴随着“大胆”“朋克”等形容词。无论是视觉语言还是运营模式,先锋大学的意识形态信条都源于占领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和达达主义传统——一股喧闹、年轻、不妥协的力量。学校的名字也非常直白,毫不遮遮掩掩,先锋大学就是先锋,就是一场地下抵抗运动。(译者注:“underground”作名词有地铁/地下/先锋抵抗运动三个含义,本文中的“underground”与后两个含义有关,直译“地下大学”稍显粗浅,故译为“先锋大学”)

先锋大学的创始人 Nelly Ben Hayoun

尖锐的语言风格是 Hayoun 的一大特点。尽管项目团队中包含有引人瞩目的国际顾问与合作伙伴,先锋大学雄心勃勃的规章制度显然是她个人长期实践的产物。当然,Hayoun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攻读硕士学位时,从 Anthony Dunne 与 Fiona Raby 共同开设的交互设计课程中获益良多;在此基础上,她也逐渐建立起“体验设计师”的个人标志。Dunne 与 Raby 开设的交互设计课程是批判设计的先驱,这种实验派的艺术实践通过学科跨界和科技创新来探索看似不可能的行为和变化,拓宽考量真实世界中疑虑与问题的眼光。在联合创始人离任之后(二人目前在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教书),该课程不再于 RCA 开设。Dunne 在一次采访中说:“学生与校外专家进行密切的设计合作,目标用户是骨子里充满烦恼和复杂性的人们,是那些真真实实的个体,而不是设想出来的、容易被满足的消费者。” 

 

Hayoun 于 2009年在伦敦创立了同名个人工作室,将公司定位为“不可能的创造者”。NBH 的项目涵盖多元的媒介,尤其借鉴了动态图像、编剧艺术和音乐,混合来自设计、文学、视觉艺术和电影等不同领域的创意配方。她曾经在室内搭建过一座人造火山,险些把自己的公寓给烧了;做过亚原子粒子撞击的声音实验;还创作过关于四个虚构的微型国家中的戏剧,以表演、工作坊和动画的形式呈现地缘政治的斡旋与交互……

 

设计体验,是探索型的创作形式,在仿真的幻境中,人们对恐惧和未知的不适感稍稍缓解,在过程中觅求新的感知。

 

先锋大学的体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ences)硕士项目为期两年,与桑德伯格艺术学院合作。课程以活动、授课、工作坊多种形式呈现,目前学校的本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其他几个城市的分部还在筹备之中。先锋大学的选址在城市的地下空间,从实体上呼应着办学目标:以“自下而上”的渗透机制,反抗当今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该校的创始合作伙伴包括阿姆斯特丹的 De Marktkantine 和伦敦的 Village Underground,其中后者将举办学校的首届双年展。

 

先锋大学的基础之一是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跨学科教学也是促使 Hayoun 创立该项目的动因之一,她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教会学生如何应对真实项目中复杂的问题——生产、预算、沟通……Hayoun 的课程设置囊括与创意实践相关的一切,帮助学生在实际情景中实践自己的想法。先锋大学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新的创意工作者,他们能够打破常规,用实际行动实现公众参与,以期通过他者性、多样性的体验唤醒观众,最终促成改变。

 

“学生通过设计活动、体验、体系、电影和音乐等‘产品’,来观察、探索、检视现有机制中的普通事物。”课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年包括田野调查、工作坊、现场访问和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科技、政治等,总体采用线上播客授课,最终目的是促成实际活动/演示;第二年,学生将自行选择合作的机构和专家,实操设计出活动、产品、体验、实验行为等。

另类教学项目的现代历史中不乏优秀的先例,而且地理范围覆盖广阔,比如在 1933年由 Buckminster Fuller、Josef Albers、John Cage 等人建立的黑山学院,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诞生于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公社风格项目,以及 Joseph Beuys 和 Lygia Clark 等艺术家往作品中融合教育理念的尝试。当代艺术实践的“教育转向”在1990年代中期强势回归,过去十年间在一大批自发组织、由艺术家运营的项目中进一步凸显。评论家 Sam Thorne 就这一话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参见他近期出版的著作《学校:自发组织艺术教育的近代史》(School: A Recent History of Self-Organized Art Education)】,他指出这些教育实践最显著的共性之一,是要保持灵活性、小规模、低学费或零学费。——“其背后的原因当然错综复杂,但往往关乎学费上涨、大学预算削减、教育界逐现的新自由主义风潮、教师过劳或教学不足,更何况某些区域还缺乏艺术学院。”

 

Hayoun 告诉我,创办先锋大学之初她也受到了相关思想的鼓舞:让教育触手可及。近年来,艺术教育领域还有其他一些范例,如 Peter Zellner 于 2017 年在洛杉矶创办的自由建筑学校,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分校也于2015年由 Jorge Gracia 成立。自由建筑学校拥护平等教育,其课程着力培养实用主义和社会参与,与工作的实际情况接轨。这背后的大现实就是,设计和建筑研究所的硕士项目学费高昂,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学生和家庭需要长期背负不断上升的高额贷款,经济条件差的学生更是负债累累,只能忍受身心折磨。不幸的是,这两重困难在中国都很常见。学生处于重压之下,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独立思考与个人艺术实践,无法表达自我、寻求意义。

 

设计行业充斥着特权与不平等,而面对当下不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人们对其的不满无疑日益加剧,尤其是在分裂主义运动和移民潮愈加激化的西方国家。任何建立包容和信任的尝试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人们虽然希望通过创新、解放的项目建立自知、互惠和有归属感的全新价值体系,但在现实中却无能为力。先锋大学的使命声明中写到,“在一个时刻变化和混乱的世界,年轻的设计师、有意成为设计师的人们要学会呵护自己的声音。我们希望学生们能深入社会的各个机构——公司、医疗服务、政府部门等等——利用创意催生改变,让机构更好地服务社会,而不是在工作中丧失创意。”

 

得益于创始合作伙伴的赞助,先锋大学的学生学费全免,目前有 12 名学生在册。主要的一笔赞助金来自提供云端文件传输服务的荷兰科技公司 WeTransfer,该公司一直以来积极支持创意产业,将 30% 的背景广告区免费用于推广艺术作品,Hayoun 也是该公司的体验主管。先锋大学目标是开创一种新的教育融资模式,提供全额奖学金,80% 来自捐赠,20% 来自政府专项资金。我也将另起一篇关于免费教育的文章,因为它有助于让人们重新理解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免费教育蕴含经济、文化和社会概念,三者相互关联,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单独撰文深入探讨。

当我与许多已经开展或想要开展此类项目的人交谈时,我发现资金不足对此类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有着显著影响,也造成学校教学与实践需求之间的脱节,以至于学生无法获得在行业中生存的必备技能。当然,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在创意产业,为了迎合当代用户多变的兴趣点和非物质化的体验,艺术家需要拥有灵活的思维方式和跨领域的知识集合,“摸清行当”的内涵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含义。仅仅设计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还不够,更要从语言、空间和视觉上巧妙地传递信息,同时还需借力广泛、综合的沟通渠道和体验平台,并关注分散的消费者群体。这意味着能够稍稍预见由所有人共同创造、拥有无尽可能的未来,同时有能力设想更好的“我们”。

 

除此之外,传统的设计课程是绝对孤立的,它们关注的“创造”背离了现实语境的思考和可执行性的研究,因此学生无法应对真实的挑战,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真实的机构、公司、组织,面对真实的社区和人,克服实践、沟通、测试中现实条件的限制。

 

学校是否会扼杀创造力?我们也许无法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问题与生活息息相关——2006年 Ken Robinson 爵士在 TED 大会上的同名演讲观看量高达 4900 万次,创造了该网站历史上最高点击数。

 

问题仍然存在,而我抱有几个担忧——我们能否构想出新的教育范式,让创意赋权不再屈尊为一种慈善行为或成为财政扶持的交换?我们能否创造新的渠道,让政策制定者、创意研究者和文化企业家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参与伦理?我们完全有能力也应该这么做。我将在关于教育案例研究的第二部分文章中探讨具体做法及对中国的重要性,希望能抛砖引玉,促进讨论。

 

Jurgen Bey 说:“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想做未来派,但又不知道未来的我们需要什么。”没错——今天的学生将要投身于明天,而我们的确无法预测未来。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