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伟大城市的建造要诀,
记《纽约时报》“明日之城”大会
2017-09-08 | 撰文:Zachary Sachs / 翻译:邓宇华 / 编辑:猫文谭

编者按:一座伟大的城市是如何成就的?在刚过去不久的7月,《纽约时报》邀请了来自全球各个产业的专家、政策制定者、城市建造者、富有远见的创意人士还有企业家来到《纽约时报》“明日之城”大会。在这场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他们试图找出建造伟大城市的要诀。

走进“明日之城”


7月10日至11日,《纽约时报》举办了第三届“明日之城”大会。七月的空气潮湿黏腻,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也逐渐逼近。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斥着紧张感:外来的与会者向我描述了抵达宾夕法尼亚车站时的场景,当时正值车站重建工程的第一天,而现场状况却尤为叫人忧心,甚至纽约州州长也声称,这段时期将会成为车站的“夏日地狱”。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一群身份各异的人将带来涵盖各个领域的演示、进行专家讨论、介绍极富想象力的新提案。这些人里有政客、企业家、电影导演、餐厅老板……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为了解决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关注话题,探讨现代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来到了这里。同往常一样,拉瓜迪亚机场各个航站楼在周一又出现了延误,各地的旅客无法准时到达。美铁在最近的出轨事故之后减少了火车班次,当地人只得被迫挤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动弹不得。来自全国的城市规划者在纽约齐聚一堂,但就在此刻,就在此处,这座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之处却完全暴露无遗。


不过即便是身居纽约的参与会者,他们也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在高峰时段穿过时代广场:穿过热狗摊和小推车,绕过蒸汽排气管,避开可能随时转向造成拥堵的游客,才能到达《纽约时报》的大楼。在此之前,我从未细想过时代广场的来历。其实正是因为《纽约时报》在此设立总部,时代广场才由此得名(译者注:英文中times即表示时代,又表示时报,时代广场亦称时报广场)。不过我要去的不是最初的大楼,而是Renzo Piano在十年前设计的新建筑。在这位设计师的设想中,他精心打造的陶瓷幕墙、金属玻璃百叶窗不仅能提高大楼的能效,还能使它明亮清透,在曼哈顿市中心的水泥森林中一枝独秀,在夜晚熠熠生辉。

仰望大楼,这层精巧、摩登又环保的外壳像是一件时髦的战袍,披在这栋有如一位“灰色女士”的大楼身上。摆脱了潮水般汹涌的游客、公交车站、41街的施工队,我终于来到了纽约时报中心。大会在新楼的一层举行,进入会场,两扇玻璃窗缓缓关闭,外面的嘈杂也渐渐远去,服务生马上为我端来一杯点缀着一片百里香叶的冰镇酸橙汁。

 

 

城市扩张的悖论

《火线》的制片人David Simon与George Pelecanos也参加了本次大会。他们来这里宣传HBO的新剧《堕落街传奇》。这部剧集的故事发生在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时代广 场。二人的对话主要围绕这里错综复杂、记载颇丰的历史展开(这段过往也给了纽约人无数理由来保持沉默,对这段历史避而不谈)。那里,曾聚集着声名狼藉的皮条客;那里,令人得以一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反乌托邦的纽约;那里,自九十年代起就是商业化的中心,充斥着油腔滑调和虚情假意;那里,连空气里都充满了坚果蜜糖的香气,满目都是眼花撩乱的轮番转动的动态广告⋯⋯(时代广场的巨幅广告也讲述着从《银翼杀手》到《少数派报告》的时代变迁)。


主办方显然很重视第一印象。


在讨论中,Simon很快对比了他和Pelecanos截然不同的城市经历,他过去住在巴尔的摩,Pelecanos则身居新奥尔良。在这两座城市中,社会动荡对当地的影响可能持续几十年之久。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足够幸运,它们拥有自身的天然优势能抵御雪上加霜的负面社会影响。纽约的金融产业和洛杉矶的娱乐产业聚集了全球的资本,这些资本有如救生圈,在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时支撑当地经济。但即便是在令人羡慕的稳定性背后,大都市也有日趋严重的小问题。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分裂、与日俱增的基础设施需求……各种复杂的问题都需要及时应对,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成了政府内政客们的角斗场——权势人物的私人利益也往往与普罗大众冲突不断。

1933年,一群纽约市民正在时代广场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象。 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认真打量我们的城市,你会 发现: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共处,否则未来将非常艰难……或者,根本没有未来可言。” ——美剧《火线》制片人David Simon

当代城市规划的悖论在于,城市的扩张催生了最为错综复杂的社会与环境议题。而与此同时,城市扩张却看似是唯一可行的答案。有些城市增长陷入了停滞,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隐性危机:经济依赖于持续的增长,当增长放缓,政府必然陷入财政赤字,公共服务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减,再次加剧了经济衰退。当劳动力供给和对商品、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相对而言这个城市就失去了其吸引力。只有新的机遇、新的产业才能重振经济,但经济活动疲软导致土地价格暴跌、犯罪率上升,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的灵活性与对外界的吸引力。然而城市的灵活性和吸引力这二者对于发展新的机遇、新的产业来说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因果困境,而且是一个母鸡无法生产,鸡蛋供应不足的恶性循环。

 

Simon和Pelecanos下台之后,灯光暗了下来,观众被要求保持安静,会场内开始放映Matt Tyrnaue执导的历史纪录片《公民阿简:卫城之战(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 Jane Jacobs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记者和城市活动家,该片记录了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领导的纽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反对政府开发项目的抗议活动,其中的主题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也屡次出现。当她开始撰写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她也走上了反对Robert Moses的职业道路,后者被称为纽约再发展阶段的“沙皇”,负责监督大规模的城市地理重构项目,包括修建横穿纽约市中心的高速公路。除了为城市理论做出的巨大贡献, Jane Jacobs本人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尽管她所领导的抗议活动过去已久,但一位女性敢于直面权贵,反对大规模的城市项目并且时常获得胜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1961年12月5日,Jane Jacobs女士正在举办一场保卫西村的新闻发布会。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Robert Moses是Robert Caro所著传记《权力经纪人(The Power Broker)》的主人公。 Jane Jacobs把公有项目与私有开发商的伙伴关系称为“可怖的杂种”,而Robert Moses正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代言人。从组织运筹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但它因暗箱操作、挪用公有资金而声名狼藉,且城区遭到破坏、共同利益遭到忽视的事件层出不穷。在Tyrnauer的电影中,知名评论家James Baldwin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档脱口秀里精炼地总结了这种现象:“城市革新就是铲除黑人。”

 

 

不依赖基础设施,把人与人连接起来

 

灯光重新亮起,《纽约时报》负责“大都市”栏目的专栏作家Ginia Bellafonte开始主持下一场讨论。参与的嘉宾是导演Tyrnauer和非盈利机构“100座最具韧性城市”的主席Michael Berkowitz,该机构旨在帮助城市应对二十一世纪中削弱城市稳定性的环境及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 Jane Jacobs汲取当代城市规划的经验与灵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新世纪的环境与社会危机呢?

 

“从全球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拉各斯、内罗毕、雅加达……都在这些问题中挣扎。”Berkowitz 说道,“少数族裔群体一般居住在贫民窟、山区、河滩等高风险地区,全员迁居不合情理,但生活环境必须得到改善。他们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况且这些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因为全球经济动荡的受到的冲击都会是最严重的。

 

Tyrnauer认为, Jane Jacobs看待城市的方法就像一块由不同的线编织而成的布料。她所提出最著名的概念应该是“街上的眼睛”。据她观察,系统性地调整路灯或清理人行道并不能使一个街区变得更安全、更友好。大规模的市政项目难以带来实际效果,一幢建筑所带来的改变也仅限于围墙之内,相反,最终能为社区注入团结与活力的是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庭、工作、生活的相互重叠与交融。 “街上的眼睛”可能是你的邻居,或是杂货店店主,收垃圾的工人。她认为,只有通过关心人际交往,城市才能变得伟大。她将城市视为社会资本的引擎。虽然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巨大,但解决方法往往由小处开始。一个地方的宜居程度是由人所决定的,这句话不仅在 Jane Jacobs久居的西村区得到印证,还适用于世界各地。

可以实现与邻居、应急服务的直接互联的goTenna

讨论会间隙穿插了题为“城市景象”的展示,各个初创企业尝试利用技术来破解和改善城市环境中的难题。Daniela Perdomo是goTenna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她分享了飓风桑迪带来的启示。当时纽约周边地区四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无线服务,而她也意识到,互联不仅仅关乎接收端。她说:“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已经接近饱和。覆盖率很高,能力却不强。在平常,这充其量只是烦人的小事,有点不方便罢了。但在桑迪来袭时,有些人好几天都无法接入网络,还有一些社区几周过去了都没有恢复服务。”


goTenna研发的设备能与智能手机匹配,将手机接入无线网格网络。Perdomo发现,中心化网络的问题在于单个节点容易失灵。网格网络则直接将设备连接起来,用户能实现与邻 居、应急服务的直接互联。“密度是中心化网络的弱点,而这恰好是网格网络的优势。”

 

 

全球化的困境

20世纪初来到纽约的移民

不过,这些精准的对策或许很快就会在更为庞大的问题面前露怯。因为这些问题甚至已经超越了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尤其是愈加严重的气候变化,它的阴霾似乎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议题出现的频率可以和大家拐弯抹角地戏谑美国总统的次数相媲美)。

 

沿海城市不仅面临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大规模人口流动也造成了棘手的道德与组织运筹难题。如果说工业革命是一系列爆炸式连锁反应的开端,导致人类无法停下逐利的脚步,使碳排放急剧飙升,环境的破坏,那么它同时也孕育了——或者说恰好碰上了——全球化,使各国边境名存实亡。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基本保持稳定,但首次出现的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各国对制造业的重度依赖正在悄然改写世界版图。全球化与工业化的浪潮激起了愤懑的回流,狂热的民族主义在挪威、荷兰等地大肆兴起,而在过去,这些国家曾被西方视为进步社会的模板。

 

 

明日之城的化解之道

 

那么从何处着手?其他领域也需要大量的重建,关于基层的讨论同样重要。纽约食品赈济处主席、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局长、特许学校创始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他们具体地描述了工作当中遇到的地区性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共性在于医疗保健与社会安全两个的概念不断发展,范围的不断变化。 Jane Jacobs与Robert Moses所持的两种模式被再次提 及,但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辅相成。 Jane Jacobs对城市规划进行了再思考,认为城市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Robert Moses则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理念类似,后者所施行的社会福利项目并不是为了耗尽资源,而是创造大量的新型劳动力。(前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也表达过类似的期望,虽然当时听起来很费解,也就是“遵循 Jane Jacobs的思想,利用Robert Moses的方法”建设城市。)

 

这种智慧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不可或缺。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士绅化、再开发都不可能通过一个手机软件来找到答案,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策。但会上诸多专家的分享告诉我们,其实有千百种调和现存体系的方法。单凭技术、社会项目做不到,单凭政府、企业界或教育界也不行,而需要所有力量协同一致并实现规模化。前能源部部长向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公共事业和大数据公司进行合作——或者相反,二者发生冲突,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拼图的一块,想要完成整个工程,小到社区活动,大到国际政策,都需要做出改变。

 

“城市景象”就为我们呈现了拼图的其他部分:Aclima 公司的创始人Davida Herzl展示了能够实时检测城市空气质量的分散式移动传感器;来自Perkins Solutions的Luiza Aguiar介绍了为盲人研发的道路指引系统,这不仅在技术上意义重大,还能加强社会联系。麻省理工学院的可感知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设计了名为“Roboat”的多功能无人驾驶船,能在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的河道中自由穿行。负责人Erin Baumgartner称,在未来,无人驾驶船能够搭载传感器(例如Aclima公司的产品),充当本地的运输工具,临时组装成桥梁以缓解交通拥堵,或是开发其他功能。

“城市景象”系列展示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分布式网络——无论是机器网络还是人类网络,或两相结合——如何将市民与社会联系起来,逐步加强互联互通,使城市实现新形式的自给自 足。这也是“街上的眼睛”、“十字路口的芭蕾”的独特形式,说明了想要建造明日之城,其根本不是寻找某种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思路和视角。


在这个论坛上,人们都在谈论放在三十年前难以想象的技术与问题,但奇怪的是,我却想起了商界和经济学中两句古老的格言。一是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梅特卡夫定律,当时被称为“网络效应”。以太网之父罗伯特·梅特卡夫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正式提出了该定律: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电话是最经典的例子:电话用户越多,电话也就越实用(显然,当时还没人能预料到电话的衰落)。这条定律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当网络相互交织重叠,网络指数就会上升,不管是教育、交通、就业、商业还是创新的网络均是如此。


如果需要稍作修改——或者不要说的这么绝对,这条定律也许来自于一条更早出现的谚语。计算机程序架构师Melvin Conway在1968年曾断言,“一个组织所设计的系统都复制了组织自身的交流结构。”所有的组织都在生产自己的镜像:作品反映了自己的结构。或许网络的确能够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并不总是件好事。如果只能克隆出一种模式,那么关键不仅在于扩大影响,更在于改善沟通模式。网络中每一个节点、每一个个体的诉求都能被倾听,也许这就是最理想的明日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