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周末杂记
2017-12-01 | 撰文:Franck Serrano / 翻译:邓宇华 / 编辑:Sangyu

“当一片云彩飘过遮住了太阳,寂静降临伦敦,也降临在人的心头。人们停下了手头的事情。时光拍击着桅杆。我们在那里停止,我们在那里伫立。” 我眼前所见,恰好能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中的这段话来描绘。

 

傍晚6 点左右,我终于坐在了肯伍德别墅(Kenwood House)的草坪上,手拿一杯夏布利酒,开始梳理第三届《金融时报》周末版年庆(FT Weekend Festival)上各个演讲的信息。我放空大脑,偶尔抬头看看海格特陵(Hill of Highgate)前零散的人群。我上一次感觉如此平静是什么时候?又是在哪儿?就是在今天(9月2日),伦敦沐浴在明媚阳光中,手中的酒反射出懒洋洋的光线。酒是在活动上的酒水亭那儿买的,八个会场的周围还散布着许多小吃摊。到底是谁会花一整天坐在临时大帐篷里,听别人谈论金钱、食物、家居、艺术和阅读?

那一天又热又长。周围的人三三两两在说笑,我无意间偷听到了一个对话,思绪开始自由飞舞。一群大笑的年轻人点了几大杯本地精酿麦芽酒,那天的喝酒与放纵开始得稍稍有些早。伦敦像是一个梦,人们都走上了步道,举杯豪饮庆祝一天的结束。我身后一位穿着优雅的男士已经微醺,脸红红的,他坐到了一位可人的“小鸟”旁边;另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红脸男士对他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个爱尔兰人和你夫人搭讪。”丈夫笑着坐下来,三人开始交谈,气氛不温不火,话题主要由醉酒的男士主导。礼貌与冷静掩盖了喜感的窘境。我心想,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场景吧,只不过少了些冲突。

这一天,我的地标处于伦敦北部的富人区汉普斯泰德(Hampstead),一侧是亿万富翁大道,另一侧是卡尔·马克思墓。在第三届周末版年庆上,我希望能洞察些“国际趋势”,一窥不确定的未来。人们举杯畅饮,相互间保持礼貌的距离,一团和气;谈话间不失严谨分析、质疑精神与实证思维,但又不至于产生学术会议般的气氛。当天的默认准则是: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如果你想买一匹马,你就得解雇清洁工”

我的一天从观摩理财会场(FT Money Stage)的论坛开始。第一个论题是“如何避免‘富孩子病’”,即如何帮助下一代保持经济实力,嘉宾为《榨橙汁》(Squeeze the Orange)一书作者 Jason Butler,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这位财富管理咨询师确实成功,特别成功,极度成功,他同事也希望把来之不易的本领传承给子女。

 

“我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白手起家,最终站到了金字塔尖。我深谙事物的成本。比方说,如果你想养一匹马,就会产生额外的开支,每月至少一千英镑。钱从哪里来?我想到了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得解雇在我们家工作了 15 年的保洁阿姨。这就是代价。”

 

热身论坛之后是关于代际不公的严肃讨论。目前,伦敦市中心有一半的房产为外国人所拥有,其中不少俄罗斯超级富豪或中东财阀屋主将购置的房屋长期空置。Nathan Broker 是《金融时报》的编辑,他很年轻,37 岁。他给观众们展示了一张表格,是自己算的一笔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想购买自己在伦敦市中心租的公寓,需要还 97 年的房贷。 “还 97 年的房贷,才能买到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上一代人只需 20 年左右。这终将导致一个后果:创意人才、初创企业家与艺术家都会迁出伦敦市中心。”一名 60 岁左右的男士嘻笑着评论道。他的造型高调,留着一头长发,赤脚穿着精致的意大利皮鞋。“如果你喜欢抱怨,为什么不搬到巴黎去?”这位男士继续打趣道,作为对台上的 Broker 关于“伦敦人不太发牢骚”的观点的补充。但在下一场论坛中,这位 60 多岁的潮男对讲者的观点就不太认同了。从打扮判断,这位听众很可能是 1970 年代“摇摆伦敦”运动当中的弄潮儿,而演讲的主题为“潮人替代:50 岁以上的潮人群体的规模为何正在缩小?”这场论坛的主题确实与会场的主题不太紧密。

理财会场旁是书籍会场(Books Stage),我闲逛了一圈,一位 20 岁左右的女士和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负责推广一个奢侈连锁养老院品牌,其服务对象是“有相似想法的人”,即,认同奢侈养老观念的人。她向我展示了产品。其实可以展示的东西还不多,因为大部分设施仍在建设当中。屏幕上播放着许多老年人完成自我挑战的照片:驾驶帆船穿越太平洋,跑马拉松,开飞机等等。照片上的老年人看起来状态非常棒,让人不禁希望,自己到了他们的年纪的时候也能活得如此潇洒。这就是所谓的银色经济。到场嘉宾大多已经有一把年纪,银色经济的市场前景一定不错。

 

 

后脱欧时代

Daniel Hannan等人参与的一场名为“强大而稳定:英国还会像如今这般强大吗”的论坛

2017 年的周末版年庆因为英国脱欧公投而变得十分微妙。整个夏天,政界疑惑重重,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议程尚不明晰。英国长久以来的对手——法国——选出了一位亲欧、重商的年轻总统,把英国的处境对比得更加惨淡。对于伦敦而言,2012 年的辉煌张扬似乎已经褪去,放眼未来,人们十分警觉,且充满着怀疑。

 

Daniel Hannan 是一名作家兼记者。他曾任欧洲议会议员 17 年,为英国脱欧游说,2016 年 6月 23 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他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他一共出版过 9 本专著,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发明自由:英语民族如何缔造现代世界》(Inventing Freedom: How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Made the Modern World)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投脱欧一票》(Vote Leave)。Hannan 的新书题为《下一步:如何从脱欧中最大获益》(What Next: How to get the best from Brexit)。

 

公投之后,此前人们广泛预测的经济崩盘并未成真,Hannan 表示悲观主义者的担忧不会变成事实。他说,经济形势一直都在越变越好。他认为媒体应该为脱欧辩论中的负面报道负责——记者试图制造障碍,阻止英国脱欧,而没有看到伴随脱欧的机遇。“你们回顾前一年所做的预测,再看看悲观论今天有没有成真。”他补充道,“2019 年 6 月 24 日,也就是脱欧后的第一天,将和前一天并无二异。”

 

Vince Cable 则是一个悲观派,他的看法恰恰相反(编者按,John Vincent Cable 爵士又名 Vince Cable,出生于 1943 年 5 月 9 日,英国政治家,任自由民主党领导人,特威克南选区议员)。他表示脱欧的进程也许是顺畅的,但是会有“火车相撞般的切实风险”。

 

至于脱欧的原因及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Hannan 认为“离欧”公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 2008 年的金融业危机。“中低收入家庭为富裕的银行家及债权人犯下的错误买单。” 他说,“当时的情况很多是人们面对信贷紧缩的自然反应,我对他们的不幸感到理解。”  Vince Cable 表示赞同,他希望英国和欧洲能够避开民粹主义的陷阱。

演讲还有很多,但是涉猎的领域太多,对外行不太友好。我很难听懂美食与美酒会场(Food & Drink Stage)的大部分对话,对首位用了两年时间徒步穿越亚马孙丛林的 Ed Stafford 的故事没什么兴趣,Natalia Cohen与三位队友划着 8 米长的“桃乐丝”号用 257 天的时间横跨太平洋的经历也并不吸引我。当然,这些论坛颇受听众的欢迎,场场爆满。毕竟,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信条之一就是“适者生存”。

 

《金融时报》周末版年庆是老牌纸质媒体力求突破的一大尝试,通过与读者见面来吸引新的订阅,并塑造编辑的个人品牌。当天真正的焦点正是各位编辑。

 

我在活动开始前的一个小时进了场,研究和规划自己的当日议程。两名观众和我拼坐一个咖啡桌,一位是莎剧《奥赛罗》里饰演苔丝狄蒙娜的女高音,另一位是富有的印度投资银行家。在等咖啡的间隙,我们谈了谈各自对活动的看法,另外几个人欢乐地加入了我们的对话,他们年纪不小,但穿着时髦,胡子修得整整齐齐。在年会正式开始之前,每个人都谈到了一个人:邓永锵(David Tang)。

 

 

“Kate Moss 让我做个纹身,我得休一天假”

上海滩 Shanghai Tang创始人邓永锵

1994 年,邓永锵创立了奢侈品牌上海滩 Shanghai Tang(被历峰集团收购)。按原计划,邓永锵本应于当日下午两点出席建筑与家居会场(House & Home Stage)发表演讲。遗憾的是,他在活动前几天、8 月 30 日去世了。邓永锵有着许多头衔,是《金融时报》的撰稿人,他的文章广受欢迎、打破常规,也是英国女王的定期茶客、卡斯特罗的私交(邓永锵从卡斯特罗那里获得向亚洲出口古巴雪茄的许可权)、著名私人会所“中国会”(China Club)的创始人……邓永锵的藏品丰富,人脉极广。

 

邓永锵的作家朋友 Stephen Fry 写道:“邓永锵喧闹、蛮横、聒噪的行为方式,一直是惊恐、欢乐和尴尬的来源。”下午两点,邓永锵的良师益友 Algy Cluff 和《金融时报》的副主编 Jane Owen 共同主持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追悼会,追忆邓爵士,讨论现代礼仪和全球关系网。

 

Cluff  和观众说起了他与邓永锵的第一次会面。在获得中国南海石油开采权的几天后,他收到了一封“文笔很好的来信”。作者是一个说中文的香港本地人,Cluff  决定雇用他。“永锵每天都围堵我的秘书,想邀我共进晚餐。考察了他几个月之后,我决定答应他的邀约,当时我想,和员工一起吃饭可以增进对他的了解。我们见面的地方是一家我从来没去过的中国餐馆,服务员将我带到一个私人房间。房间里全是人,我非常吃惊,坐在我旁边的有首相、能源部长,还有几位女士是女王的常客。有个人甚至告诉我:‘你很幸运,可以为永锵工作。’自这一天起,我知道自己遇到了知音,我们长久的友谊也从此开始。”

 

Jane Owen 则回忆道:“我最喜欢永锵的一点是他总能为拖稿找到好借口。其他编辑往往会用比较稳妥的理由,如生病或家中有急事,但永锵会说:‘女王说你把我逼得太紧了。’ 也许是真的,因为他的确认识女王。他也曾说过,‘我现在没法做,我在巴尔莫勒尔堡狩猎’或者‘Kate Moss 让我做个纹身,我得休一天假。’”

 

 

帐篷下的香槟

草坪湿漉漉的,四周围绕着树木,还有周末出来散步的人。我们坐在帐篷下品尝香槟,享受这场花园派对。观众席里有人为在场所有人点了香槟,于是马上又涌进了超过 50 个也想喝香槟的人。大部分人自己喝了一会儿,然后很快组成了聊天的小圈子。女士们戴着帽子,男士穿着时髦的休闲西装。大家很快开始了解活动的背景,准备聆听 Tim Harford 的演讲。Tim Harford 是《金融时报》的明星撰稿人,也是一位畅销书作者。他的第一本书《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已被译为 29 种语言,全球销量逾 150 万册。他最新专著的主题是发明,讨论诸如厕纸的发明和创新。

正在进行演讲的Tim Harford

“记得丽莎吗?” Tim Harford 说道。它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第一个人工智能,出现在《银翼杀手》(1982 年版)的电话亭里。随着 Harford 突破常规的思维方法与逐步抽丝剥茧,演讲渐渐变得引人入胜。“一项技术要想取得长期成功,需要控制成本并被广泛采用。技术不仅关乎创新——你大可发明印刷术,但推广印刷术的发展还需其他条件的支撑:纸的广泛运用——直到多得可以用来擦屁股。我将其称为‘厕纸创新’。不要被技术行业的自我宣传和自鸣得意蒙蔽了双眼,他们急切地希望你的参与。现实其实很简单——无论多么具有创新性与突破性的发明都需要得到广泛和简便的应用。”书中共提到了 50 个创新。作者提出了不拘一格的观点,并完美地展示了公共演讲的艺术。

 

 

记者、编辑与企业的同步发展

《金融时报》的前专栏作家 Lucy Kellaway

《金融时报》的前专栏作家 Lucy Kellaway 是当天的明星讲者,她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新生活——在伦敦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把焦点留给已经离职的员工听上去不是个好的营销策略,但其实Kellaway 在 32 年前就加入了《金融时报》,目前也还在持续供稿。

 

新闻业者有必要在拥挤的公共空间中发声,就某个专业领域给出专家意见,维持听众的注意力。《金融时报》的这个大型活动就是一个例证。Kellaway的新职业道路并没有一些人想的那么激进。

 

《金融时报》旗下专门组织论坛与传播活动的业务——FT 现场(FT Live)的主管 James Gunnell 说:“《金融时报》的记者正抓住机会成为现场表演者。我们为参加活动及想要参加活动的记者提供媒体培训,因为这有利于品牌发展,也有助于编辑和记者走出去与读者和采访对象面对面,打造记者的个人品牌。”

 

《金融时报》集团在过去三年中一直稳步打造各项活动,第一批线上 B2C 活动聚焦直播对谈,嘉宾包括前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弗格森爵士。去年,FT live 的收入比例增长了 10%,该项业务的目标如今更加野心勃勃。Gunnell 称这一市场是极具竞争力的,而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

 

类似于《金融时报》周末版年庆的活动旨在吸引更多的线上订阅,这也是其价值所在。截至 2017 年 6 月,《金融时报》的付费订阅量是 87 万(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订阅占到 66.6 万份(同比上升13%)。人们或许觉得来参加年庆的观众都是《金融时报》的超级粉丝,但其实今年的活动中 45% 的参与者都是非订阅者。在 Gunnell 看来,说服这群人建立与报纸的深层联系是实现《金融时报》达到百万发行量的关键。

 

 

“伦敦遐想”

建筑师Richard Rogers和作家Simone Kuper的一场题为“重新想象21世纪伦敦”的对谈

当天的最后一场演讲中,一位特殊嘉宾出现在了《金融时报》周末版的舞台上,他是建筑师 Richard Rogers 。Rogers 是 2007 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巴黎蓬皮杜中心的设计师之一。在职业生涯晚期,Rogers 开始关注更广泛的议题,包括建筑、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生活。早在 1986 年,皇家艺术学院为多位建筑师举办过群展“伦敦遐想”(London as it could be),其中包括了 Richard Rogers 等多位建筑师的作品,梳理着 Rogers 早期的建筑思考。当时,展览展出了一系列改组伦敦市中心区域的计划,但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不够现实,均未采用。

 

“人们忘记了伦敦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曾是欧洲病夫,但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 Richard Rogers 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