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双年展:
城中村里的“城市共生”试验场
2018-01-05 | 编辑:猫文谭/图片: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一座城市应当如何包容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生活状态?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要如何反抗日渐趋向单一化、同质化的城市规划?不久前,几位策展人相聚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现场,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共生”的讨论。

南头古城夜景

Ole Bouman:大家早上好,我是Ole,三分钟前刚被人任命为今天的主持人。这周我们已经谈过,所有的好的设计都是即兴创作的,这也是今年双年展的主旨。我想问一下孟岩,您是否可以先跟我们做一个介绍,让我们来理解今年的双年展的背景。

 

 

孟岩:大家可能注意到在今年双年展的logo系统里中文叫“城市共生”,而英文是“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完全对上,英文直译成中文是因异而生,因为城市本身处于一种动态之中。为什么提“城市共生”?大家都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定性的语境之中——当今经济的发展,文化、价值等各方面都处于一种矛盾丛生的状态。在这种局面下,全球化、媒体、网络都在不断格式化人们的思维和活动模式。中国快速猛烈的造城运动让城市面貌越来越趋向于单一化、同质化。近年来城市更新运动如火如荼,但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却在有意无意间清除掉了许多街区中的历史积淀和原有的杂融生活的状态。

 

而在这种现实下,我们关注到了一种新的城市模式,那就是“共生”。我们一直认为,人们应该自觉地反抗城市的单一化和“理想化”,因为城市本身是异常复杂的生态系统。城市应该是多元价值、多元体系平衡的一种结果。2008年我们的奥运会口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现在应该是研究“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的时候了。城市应当是合而不同,生存和繁荣应该是最大的包容,“城市共生”也是对空间层面、文化层面各种状态下的包容。

 

本次深双的主展场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万力工业区,这个厂区是一座城中村,是当年的乡镇企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南头古城杂融共生的空间和文化的形态是一个范本——古今中外共生其中。在许多人眼中(包括许多主流媒体),深圳是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而来的,它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现代化的大都市,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个神话。南头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在1700年前,南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城市,管辖着包括东莞、深圳、澳门、香港等地区。直到建国后1953年,国家把县治从南头引到了罗湖,南头的城市历史才告一段落,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小村庄。在这之后,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农村的土地逐渐被城市所侵蚀,它的村庄又经历了30余年的城市化,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的村庄,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城中村,当然这个词不准确,城中村只是表达了地理位置,其实它是一个都市化的村庄。从空中俯瞰南头,您可以发现它既是一座历史古城,也是一个当代语境下的城中村。本届深双也是一次城市介入改造的探索,这次我们的双年展就是为南头古城量身定制的改造和更新计划的第一步。

南头古城的厂房区

南头古城的空间非常繁复、拥挤,在这样的状态下怎么做展览?“城市共生”其实就像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希望城市中处于不同生活状态之下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共同发展。“城市共生”应该反纯粹,它应该是杂融的。共生也是对多重身份、多重视角的一种强调——可能是对空间多样性、不确定性,这也是整个双年展策划过程中所不断碰到的问题,它是一种混杂与共生,它强调多元,差异,杂融。

 

深双与世界上几百个双年展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场行动,而不仅是展览。深双处在20世纪和21世纪发生的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当中,在这种时代语境下,城市才是真正的展场。我们关注城中村,因为我们认为城中村只是一种处于未完成的状态的城市,它涵盖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演进、自我繁殖还有自我更新的能量。城中村恰恰就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在清晰与混沌之间,合法与非法之间,在一种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体系之外,实际上它成为了一块保护城市发展的湿地。我们认为城中村可以成为未来一个另类新生活的培训基地,它成为未来年轻人真正的落脚城市,它的持续不断的未完待续的状态也留有了很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南头古城城中村与远方城市的对照

这个展览更多是一场实验,甚至是一次冒险。南头古城,看到了城中村和远方的城市的对照,实际上我们把一个双年展放在城中村,并不是说这届双年展就是一个关于城中村的双年展,其实这个双年展是把我们带领到城中村里面,回望反望周边的城市,讨论城市的未来,经过30年是否还有新的可能性。

 

Ole Bouman:谢谢孟岩,向我们介绍了主题以及主题之后的思考。我想我们可以先问第一轮问题,双年展是城市的催化剂,在四年前我担任深双策展人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我们希望双年展能真正促发一些东西……张永和是第一届深双的策展人,当然这一届双年展也促发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华侨城,您能不能从这一点讲讲?

 

 

张永和:在2005年,我们就进行过讨论,为什么要在深圳做一个双年展?为什么做一个跟建筑和城市有关的双年展?当今全世界有400多个双年展,10年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双年展数量就已经有200~300个了。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双年展?双年展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双年展之所以两年一度,是因为人们认为每过两年艺术领域才会发生足够的变化,值得人们进行一次回顾。不过如今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城市的发展和建筑不太可能在两年时间内就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如果双年展不是往后看,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前看?通过建筑和城市这种载体来激发出更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机会。在我做策展人的那届,深圳市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地方,不过他们的要求很明确——这个地方需要通过做双年展来进行激活,而且要通过这个地方的激活,给深圳当时不受关注的地区带来持续的关注,并且能够产生连锁作用。

 

 

Ole Bouman:最初深双还是一个承诺,而现在的深双已经是一个触发器,帮助城市发展,帮助人民生活的发展,这已经成为深双的一个关键特征。当然,策展人也都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能不能从您的角度来讲讲?

航拍的深港双年展开幕式夜景

欧宁:有一次我跟Ole讨论的时候聊到怎么界定策展人身份,他提到策展人不再只是展览的制造者。拿深双来讲,策展人有点像都市规划者,又有点像行动者。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做一个展览,因为我们面对的议题非常广阔,触及的矛盾非常多元化,所以策展人要变成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我们甚至要通过双年展的活动把城市的一些角落变成一个凝聚市民的历史认同、建立他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公共记忆的地方。如果把策展人的身份定义为展览制造者,这样根本无法描述深双这样一个模型里面策展人的工作,所以我们有必要延展一下策展人身份的定义。不管是艺术家、参展人,他们在这样一个展览实践里面都需要变成一个行动者。有的艺术家实践对社会化的议题介入比较深,有的艺术家甚至把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去掉,把自己变成催化者或者是叫协调者的身份。在这样的实践当中,他们变成了协调者,在不同的团体之间充当桥梁,把各个资源整合起来,在同一个场域里面让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Ole Bouman:前面两位策展人重新讲述了策展对于城市生活的贡献和一个促发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讲一讲,深双在空间上是如何组织的?

南头古城的航拍图

孟岩:进入这样一个复杂的空间,作为一个展览要如何找到一个介入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我们需要通过非常仔细的观察和介入,就像一个小说家或者说一个剧作家,他在进行创作之前,需要把整个情况摸得非常清楚,需要先去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步骤,当然也需要对历史文献进行解读。2016年春天,我们来到到古城以后就做了很多文献调研,很多古代县城的结构都是方形,因为地形的原因城墙不规则,南头是一个很典型的十字街结构。今天的南头虽然已经演变成了地道的城中村,但是南头古城九条大街的结构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清晰可辨,其中中山南街在历史上一直通过北侧,通到中山公园那个位置,之前设有一个北门,不过到清代的时候北门被封掉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双年展的介入,能把中山南北街重新贯穿,在恢复历史的同时也打破公园和古城之间的封闭的状态。这也就变成了今后改造的主要线索,展览也是因此布局。

 

 

Ole Bouman:在城中村行动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把知识转化成行动。我想问Jeffrey Johnson一个问题,你们四年之前策了一年的展,这不仅仅是关于深圳的,而且是关于城市生活的一个双年展。您和这里的策展人和参展商一起为城市的对话贡献了许多知识。您对于双年展给人们带来的这种知识是怎么看的?

 

 

Jeffrey Johnson:双年展的知识产生过程和知识交换的过程都非常重要,2013年的这届双年展由Ole Bouman、李翔宁和我一同担任策展人,我们记录下来了许多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多层级事件,他们跟城市边缘和城市的边界有关。我们那一届的双年展就是让不同的观点能够进行碰撞。我们可以讨论对深圳是非常相关的议题,它们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我想重新强调一下,双年展必须要把这个对话扩展到全世界,深圳从第一届的双年展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全球的视野。我们那一届的双年展叫做《城市边缘》,虽然这个地方在地理上位于城市中心,但其实它又十分的边缘化,它并不属于城市肌理的一部分。这个双年展的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投射到周围——从双年展的内容洞见城市的整体活力,让人们思考这个展览要如何成为城市活力的催化。城中村本来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意识,城市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面貌,城市是由多种可能性交织而成的。除了参展和研究之外,我们在城中村走一走就已经开始了城内和城外的对话了,而我们的双年展本身也已展出了城市的对话。

日暮时分的南头古城

Ole Bouman:之前第五届双年展的时候我和刘珩进行过合作,另外我们还做了浮法玻璃厂的改造。当时的双年展投入了许多力量来保护这个很漂亮的工业遗迹,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舞台。刘珩,您可以讲讲当时双年展的情况吗?当时我们在建筑上做了一些什么?

 

 

刘珩:2015年我是四个主策展人之一,我们那一年的主题叫“城市原点”,那一届的主题是以人作为出发点来塑造一个城市。城市是滚动式发展的,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叠加的过程,像孟岩所说,城市的发展是杂融性的。那一届,不管是刚才Ole提到的玻璃厂还是大成面粉厂,我们都不仅是把它当成纯粹的物理改造,而是在改造中加入了城市概念。那一年就是软硬兼施,除了硬件改造,我们还加了“软件”。那一年的双年展达到了25万人次的观展人数……Ole在那一届开始了新旧改造模式的尝试,这种尝试在大成面粉厂的项目当中到达了顶峰,同时介入了软件进来。这一次我甚至感觉是自下而上的改造方式,完全是基于一个发现,这种发现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可以转化为未来的生活和城市的空间。前面两届也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尝试,而且这种杂融更加现实,更加真实。即使到3月15日双年展闭幕以后,我觉得这些东西仍然会留在他们生活记忆之中,或者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的双年展所追求的目的。

南头的双年展把艺术家带入了面粉厂的改造项目中,但是这一届又重新做了一个独立的板块,把日常的生活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放大,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而且是更加重要的尝试。我希望未来的双年展有更多的跨界,而不只是建筑与艺术的跨界。

 

Ole Bouman:在座的有没有参展的艺术家想分享一下在这个策展过程中您的体验?

 

 

嘉宾:我们刚进到这个社区来的时候抱着的心态就是我们要改变什么,当我们接触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们能带来的改变其实很小,原来我们想要改变别人,现在别人要来改变我们。不管建筑师也好,设计师也好,艺术家也好,不应该是一个自私的东西,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得很小。周围的人需要什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所做工作的总结。我最后发现设计其实是工具,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设计的终点是能让人们有更好的生活,设计的终点就是人。

 

 

孟岩:最后还是回到“城市共生”,我想问Ole和Jeffrey Johnson一个问题,关于“城市共生”,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们的想法,你们对于这个主题的想法。

Jeffrey Johnson:有一点挺重要的,这个双年展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主题在某一种行为上面是对于整齐划一的城市的抵抗,一般的城市规划是自上而下的,但是这个双年展突出了社区的参与,这是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城中村是一个切入点,很多人一开始来到城市先是会来这,这有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城中村不仅仅是今天的状况,而且对于未来,对于整个城市的体验都是一个门户,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人,这就是城市的缩影。在这个城中村中,生活以各种形式和谐地共存着。所谓的城市共生和城中村这种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让我们能够展望未来。

 

 

Ole Bouman:四年之前的策展对我来说是一场非常美妙的冒险。我太喜欢这里了,于是我就赖着不走了,现在还在深圳。的确,这个双年展是一个城市双年展,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双年展,它是一个催化剂,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是令人自豪的,这个意义非常巨大,而且影响深远。我们说到了介入和交融,我们提到了冒险,今年我们的冒险比四年前或者任何一年更加大,因为以往的双年展都是静态的,而今年这里没有一个东西是静态的。今年已经是第七届双年展,我们决定去冒一个险,而另外一种风险来自于我们的职业本身,那就是设计的风险,这个设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它会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不可预知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