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an Roosegaarde,嬉皮创想家
2017-11-10 | 撰文:sangyu samira chen / 采访:simone、sangyu

来自荷兰的设计师、艺术家、创想家 Daan Roosegaarde 又多了一个新身份:他目前是同济大学的访问教授。在这个为期一年的项目中,Daan带领学生探索有关环境、能源等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以期实现愿景中的“schoonheid”(美与洁净)之城。在这位“跨界嬉皮士”再次到访上海之际,我们与他一同追溯了创作启蒙,回顾了近年之作,也问了问他的最新探索。

Roosegaarde工作室与ofo合作的减霾单车

Q&A
Q = URBAN MATTERS
A = Daan Roosegaarde

 

Q:URBAN MATTERS目前的关注大多和都市中的问题与挑战相关,我们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这或许与你的兴趣点有不少契合之处。

 

A: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我目前正在同济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项目,研讨主线也正是用创新思维解决都市问题

 

 

Q:近几年,你与中国的联系似乎越来越密切了。

 

A:是的,这几年我有不少项目在中国落地。雾霾净化塔(smog-free tower)在多个城市亮相后收获了很不错的反响,我们还授权了一间位于天津的工厂进行生产。在各个项目中,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方一直在相互磨合,增进了解与信任,文化的转译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我们目前正在与ofo合作开发的减霾单车(smog-free bik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行车几乎是荷兰的国家标志,而减霾又是中国的国情所需,二者的结合很奇妙。工作室现在还在与代尔夫理工大学合作研发发电风筝——在空中飘动的风筝依靠风力发电,在不同的风速条件下,每只风筝可产生 20~100千瓦的电力。风筝恰巧是中国在数千年前的发明,我们从中取得灵感,在今天创作了这件设计,整个过程有如一次文化的流通。

 

 

Q:你在中国已经接受过了不少采访,有关“雾霾净化塔”的提问几乎无法回避。这次,我们想问点别的,从你过往的经历开始。这些经历是如何融入你的作品与理念的?

 

A:我许多的灵感来自于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荷兰。荷兰是一个特别小的国家,只有1700万人口,还没有上海一个城市人多。由于国家小,人与人的联系非常密切。如果创业者想联系上政府官员,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在荷兰,需要发挥十足创意才能顺利生存,对于个人、对于国家,皆是如此。要知道,荷兰有1/3的国土处于海平面以下,如果不是靠创客精神与科学技术筑起了拦海大坝,我们早已被海水淹没。荷兰人总是在“改造”、在“定制”生活的周遭,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毕竟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或多或少都是经由设计的人为产物。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免不了会有冲突与抗争,但我们总是在寻找那个和自然共生共存的平衡点。我小时候很讨厌水泥房子,我总是和小朋友们跑去自然里玩耍,在那里搭树屋;与小时候不同的是,我现在造的不是树屋,而是雾霾净化塔,然而其中的创客精神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让Daan Roosegaarde在中国迅速走红的作品——位于北京的雾霾净化塔

Q:在大学与研究院里,你的专业分别是艺术与建筑,但现在看来,你手头的项目与这两个领域似乎都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联系。

 

A:恐怕确实是这样。我17岁的时候,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需要严肃规划自己未来的学校、学科与职业。当时,我想要的东西是艺术、科技、旅行还有创业。在考虑专业方向的时候,我有些紧张,我的父母也有些紧张,于是我们仔细研究了两个星期,做了一系列心理测试,还和校长谈了好几次话。

 

 

Q:真的吗?竟然这么严肃!

 

A:是的。有一系列问卷式的职业方向测试,历时两周。结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想从事的职业不存在。这对当年17岁的我是一个重要打击,好比世界在对你宣布:“别想了,没戏的。根本是个不可能的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时刻确实有些打击性。我大概郁闷了一天,第二天,我决定要为自己创造条件,还是得做自己认同的事情。

 

 

Q:追随自己认同的事情就像是“定制”你周边的环境?

 

A: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二手书店做兼职,那个时候我读了不少书。后来,我去了MVRDV实习,那里为我打开了通向建筑世界的大门,同期也交了不少工程师朋友。我一直像一块海绵,在吸收一切。相对于把自己归进某个具体的行业或类别,我更喜欢去寻找各个领域间的联系,我的工作室亦是如此。对于工作室而言,这既是一个很特别的优点,有时却也会成为我们的劣势。一方面,我们项目辐射的范围很广,将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员联系起来——从负责决策的政府官员,到购买雾霾戒指的新婚夫妇(捐助250欧元,你便可以支持雾霾净化塔过滤1000立方米的空气,并获得一只浓缩了黑色粉状污染物的戒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项目探索的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一些民众会感到很抽象。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就遵从既有模式,要不就开创新的模式——现实就是这样。

雾霾净化塔吸附的粉末状污染物及其周边产品——雾霾戒指

Q:在2007年,你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将其定义为“社会设计实验室”(social design lab),这也是一种新的模式吗?

 

A:我不喜欢称自己为“设计师”。当别人问我职业的时候,如果我回答自己是一个设计师,他们往往会接着问:“噢,所以你设计椅子?”这时,我总是如此回答:“我不设计椅子,我讨厌椅子。”我不想设计椅子或者桌子什么的,我想改善生活的现状,为人类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我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Schoonheid”的世界。“Schoonheid”是一个荷兰词语,它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美”,第二个是“洁净”。

 

 

Q:虽然在17岁那年的职业方向测验里你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但是你最终还是进入了艺术学院,那么你当时的专业方向是什么呢?你在过往的采访中曾说自己想成为“达·芬奇”式的人,这也是来自艺术的影响吗?

 

A:雕塑。我对立体很感兴趣。我当时研习了不少大师,艾德瓦尔多·奇立达、毕加索、米罗、亨利·摩尔等等,不一而足。我对绘画兴趣不大,即便我承认它们的美。我主动去各地探索的大多是雕塑,还有建筑,特别是日本的新陈代谢学派,还有矶崎新(Arata Isozaki)。我对达·芬奇的欣赏不只来源于他的艺术,我十分崇拜他的跨界思维,在画家身份以外,他同时还是工程师与科学家。达·芬奇追逐美,实践美,他相信“美”的力量。奥威尔式的人总是在被动地观察、批判,而达·芬奇式的人所作的则是去创造、去改变。这也是我想成为达·芬奇式的人的原因。

 

 

Q:谈到跨界,你本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践者。你早些时候的作品多是结合了光影与高科技的装置,而近年,你转向了更为宽泛的领域,比如雾霾净化,听说你最近还有意要清理太空垃圾?

 

A:是的,工作室正在与EASA(欧洲航空安全局)合作,计划清理太空垃圾。现在太空中漂浮逾2.3万块太空碎片,每片的直径大约5至10厘米,它们都是人为产物。一旦这些碎片撞向人造卫星,会造成很大损失,它们就像是太空中的雾霾。

工作室目前正在研发的项目:发电风筝;如今,Daan已经把视角放在了更遥远的太空
阿夫鲁戴克拦海堤道翻新工程中的永久装置“光之门”

Q:开展这些跨界项目的时候,由于触及很多你并不熟悉的领域,必定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恐怕需要你常常跳出自己的“舒适带”……

 

A:确实如此,这绝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甚至会有些可怕。当你着手开展一个新项目,你总是作为一个“外行”从零开始。在“雾霾净化塔”项目前,我对雾霾所知甚少,但是现在,在好几年的研究之后,我可能已经是个雾霾专家了。在目前的太空垃圾回收项目里,我再一次成了外行——航天科学家时常会说一些我没有任何概念的术语。但有趣之处正是在此,这个过程不断地激励我的好奇心,同时我也在不停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成功固然美好,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阻止你前进的陷阱。对我来说,避开这个陷阱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成为一个“外行”。

 

 

Q:那么,公众对于你的“跨领域创作”接受度如何,有因为“太过超前”而受到阻碍吗?

 

A:我感觉公众对于跨领域项目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他们也展现着不少热情,因为“跨界”可以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把不同的领域与知识联系起来。大多情况下,某个领域的知识只在领域里流通,而不为公众所了解。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知识激发出来,使其流向更为广泛的人群。当然,公众对设计的理解有时还是比较传统,他们觉得设计师要么设计建筑,要么设计物件;当设计师把多个领域联系到一起,人们就会产生困惑和怀疑。拿我们工作室的“美化堤道”(Icoon Afsluitdijk)项目举例,这是我们为荷兰阿夫鲁戴克拦海堤道做的设计。荷兰基建与环境部在筹划这条堤道的翻新工作的时候找到了我们,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次景观设计。这条长32公里的堤道已经肩负了 80 余年的泄洪防汛工作,它在荷兰是一座神圣的丰碑。甲方对于设计方案相当慎重,反复叮嘱我们:“不能动这个……那里要维持原状……”同时,他们还担心作品会造成光污染。最后,我们为堤道设计了一系列临时和永久的光影装置,在其中的一件永久装置“光之门”(Lichtpoort)中,我们在堤坝两头的 60 个水泥闸门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感光涂料。夜间,车辆通过的时候,车头灯会把闸门群照亮。展示方案的时候,规划部门说:“挺不错的。”大部分人对于跨界创意的尝试是乐观的,但也免不了有一些人会保守。在你提出概念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不可能或不允许。但你最后展示方案和成品的时候,他们就被说服了。

 

 

Q:不少创造者会经历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在其后理念或许发生了关键转变,视野也被大大打开。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

 

A:有一次我走进了一间博物馆,偶然见到了矶崎新设计的建筑的木质模型。那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想要成为设计者、创造者的动力。另外还有一次旅行,也为我带来了关键启发。大概是两三年前,当时我在亚洲的热带海域夜潜。我和同行的伙伴一起潜至水下15米,在那里,我们关掉了头灯,在水中滑动起手臂。周围的水藻与浮游生物都被微微点亮,仿佛开启了一场聚会。到处都有光,到处都有能量,特别让人沉醉。在近期的项目中,我们运用的多是生物科技。团队目前正在繁殖一种发光水藻,这种水藻是人类已知发光度最强的水藻,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微生物之一。我们计划把它们铺设在博物馆的地面,当人走过的时候,它们会微微发亮,这是一种纯天然的体验。对我来说,很多“顿悟”的时刻发生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对我来说,与自然的互动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体验。

设计师正计划用发光水藻创作新项目

Q:与自然的相处确实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作为都市居民,我们与自然的联系几乎……断裂了。

 

A:上海其实有一样很迷人的自然元素——知了。我走在路上,听到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声音像起伏的波浪,时而平静,时而汹涌。你并不能看到藏在树上的它们,但它们却占领了整个世界。蝉发出的声音甚至可以盖过汽车和人群的杂音。这是自然在都市中难得显现的一个瞬间,但大部分时间,它是隐匿的。

 

 

Q:你是怎样看待设计的?你常常去自然里找参照物吗?

 

A:自然向来是设计师的灵感素材库。看看建筑师弗雷·奥托(Frei Otto)或者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作品的奇妙结构,他们都从泡泡里取得了灵感。我们观察着自然界中的细节,思考如何完善人类的世界。拿蚁穴打个比方,蚂蚁从四面八方穿行,却似乎始终维持着某种秩序,它们可没什么交通信号灯。可为什么城市里有那么多红绿灯,交通还是阻塞不断呢?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接受现状,而是要努力设计一种“新常态”——城市中应当有洁净的水、洁净的空气、洁净的能源。那才是可以让我们接受的标准。我们需要认识到,真正的奢侈可不仅仅是一只路易威登手袋或者一台法拉利跑车。

 

 

Q:你对自然投入了很多关注,你也呼吁着人们去关心自然;然而同时,你也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科技。你是怎样看待“自然”与“科技”的关系的呢?二者间互为矛盾吗?

 

A:我的不少作品都是对自然定律的演绎。比如说静电作用是雾霾净化塔的灵感之源;我还用LED技术创作了灯光装置“水之光”(Waterlicht),投射出堤道拦截下的海平面高度,启发我的也是荷兰的客观地理状况。自然和科技都是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我并不是那种每个周末都要去森林里“亲近自然”的人,去“拥抱大树”什么的,用这种模式同自然相处对我来说太被动了。自然之于我像是一个知识库,我不仅仅观察其中的知识,我还要去利用它们。自然用了上亿年的时间进行演化,相比较而言,人类太急于求成了。想想看,我们消耗的资源,还有我们制造的污染,人类太粗暴了,太疯狂了。我的理想是缓和这些粗暴的行为。我是一个做好商业计划的嬉皮士。

巴克敏斯特·富勒设计的“生物圈”(Biosphere)构成了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美国馆
投射出荷兰海平面位置的灯光装置“水之光”;如果没有堤道保护,城市早已被海水淹没

Q:为什么是“嬉皮士”,而不是“设计师”或者“艺术家”?

 

A:现在的稀缺不是资金,也不是科技,而是想象力。我们需要新的点子和新的梦想。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荷兰反主流文化运动Provo Movement里,参与其中的嬉皮士拥有激进的变革想法。嬉皮士敢于逆流而行——想自己种菜,自给自足;放着汽车不开,却要骑自行车——别人觉得他们很疯狂,但是他们毫不介意他人的想法,这就是我欣赏嬉皮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