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南方:
一场本土社区的全球对话
2018-01-12 编辑:猫文谭 / 图片:深港双年展

当人们谈论起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了凸显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带来的冲突和机遇,许多时候人们都会用东-西方来进行划分。而当世界以南-北方来划分时,经济力量、政治地位等因素就被凸显出来。

 

更新中的哈瓦那、内罗毕的贫民窟房地产、圣保罗贫民窟艺术、社会融合城市家具、拉美的非正规城市、立足于亚洲地区城市发展的城市微观设计实验……深港双年展选择了这6组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组成“世界南方”的展览,希望通过将“共生”的话题在地域的角度扩大,从遥远世界中其他城市的纷繁复杂的问题和其解决方案之间寻得我们自身所处城市的建设灵感。

 

和这次深港双年展主题“城市共生”极为相似的是,“世界南方”关注主流之外的世界现状及其背后的成因,关注贫穷地带的机遇和活力,关注世界南方在国际化背景下不可忽视的地位。展览由此从城市共生来到世界共生,并将致力于此的建筑师、学者、艺术家多年以来的成果展现在此。在去年12月17日深港双年展举办的“世界南方”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位嘉宾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讨论……

内罗毕的“贫民窟房地产”研究项目

黄正骊

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曾在联合国人居署参与贫民窟升级项目,曾主办《两个人的基贝拉》展览。参与《城市中国:中国式造城在非洲》特刊,并赴纽约Storefront画廊参与“Facing East”展览。在肯尼亚贫民窟担任MCEDO北京学校扩建工程项目经理。

 

Joyce Judith Njeri Cerere

肯尼亚规划师,内罗毕市政府规划、发展和环境顾问。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土地发展和环境规划双硕士。Naipolitan论坛创始人,Citilink创始人之一。曾任肯尼亚地产协会CEO,参与世界银行在非洲的多个规划项目,以及阿迦汗坦桑尼亚学校的规划设计等。

 

Javier Caro Dominguez

Baum建筑事务所成员。

 

Franklin Lee

艺术家。

 

Miguel Gentil Fernández

Baum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沈康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建筑艺术委员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高校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

 

田唯佳

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毕业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地中海滨水城市、城市公共空间、地中海建筑与城市空间原型。

 

 

刘晓都

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建筑师。

Franklin Lee的参展作品——圣保罗贫民窟艺术实践

黄正骊:首先我想让诸位回答一下各自对“世界之南”和“非正式居所”的看法。

 

Javier Caro Dominguez:我来自南欧,放在全世界来看我们算北边,但我们和北方的国家相比又处在南边。我的国家和很多南方国家有很多的相似性——我们很重视“无序”的事情。我们国家的城市与北方国家相比监管程度没有那么高。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把北方更严格的文化与更看重“无序”的南方文化相连,比如组织方式、法规等……我们总是喜欢那些能带来知识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是建筑师,我们在大学工作,我们会希望不仅能与大学交流,也要和建筑事务所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发现一些在世界中共同协作的方式。

 

Miguel Gentil Fernández:我想北和南的概念是一种规范、一种传统。我们在研究中国城市、中国建筑时发现了一些由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这些地图里的中国处在世界中间,我突然意识到,以前我们也觉得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其实地图怎么画都可以,不一定是北,不一定是南,我想我们是一种在赤道上的状态,它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而财富的阶级和地图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异。说到北方和南方之南,这种标签我并不喜欢,我来自西班牙,但是我在西班牙经常被人认为是吉普赛人,我的身份很复杂,我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它和人们正常生活无关紧要。

 

Joyce Judith Njeri Cerere:在城中村举办双年展,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在内罗毕,我们会在非正式的居住地举办工作坊,但是不能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在一个社区中举办双年展这也是我要学习并带回去推广的。如果你只在一个社区里待上一小段时间,你能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真想了解这个社区与空间的关系,想了解人们之间的互动的话,就需要花上很长时间。这次在城中村举办的双年展让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Zahra Kassam:我们和四五个国家进行合作,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展场。所以需要多样性的价值,我想南部城市也有很多值得互相学习之处。我们以前是殖民地,这让我们的思考方式会带有一些偏见。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再去找有什么解决方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和城市里的穷人一起合作。但是我们无法体验他们(穷人们)的生活和时间序列,所有的事情都发生非常快,而且有很多的随机性。

Franklin Lee:我想中介也十分重要,比如你跟政府合作,让政府和当地人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一个中介机构的话,你是无法完成谈判的,就是政府和私人行业之间的谈判,有时候很难去实现这些愿望的,无法产生真正有意义的结果。最后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刘晓都,在中国有没有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在做这些类似的事情?我们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没有好的基建,我在过去的两天一直都想在深双找到这二者(南头和圣保罗)的相似之处。

 

刘晓都: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因为我们都接近于赤道,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这两座城市的公共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在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城市之中也看到了这些相似度,此外我也想到另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经济状况。因此发现有许多非标准建筑,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艺术发挥,这种相似和这种架构就让我们能找到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

 

沈康:其实这次双年展是一个特别的双年展,它在城中村举办,这是我们第一次把目光投入到这么一个大家不太关注、不那么主流的地方。其实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关注这个地方的价值,对于北方来讲,它地处边缘地带,但是这个边缘的地带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地方,它恰恰能提供新的可能、新的道路、新的资源,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启发。

 

黄正骊:我要提第二轮问题,就是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国家政府、当地的NGO还有艺术家都有着不同的进行干预方式。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怎么看待不同的参与者、权益相关方的角色的?

 

Joyce Judith Njeri Cerere:许多的干预是自发的,要么是社区组织,要么就是当地组织的,也有一些来自于公众的资助。今天早上我也在说,当它变成一种系统性行为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它的自发性,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活动了。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干预,当时政府想改变历史,创造一个全新的认知,尽管目标和想法都很清晰,而且成了一种策略,但最后做出的事情却是事与愿违。我们公司当然是一个私人公司,但是我们永远关注公共利益,我们不是为了营利,但是我们也得生存,所以这非常复杂,既要生存,也要关注社区,这要如何平衡?

 

在内罗毕,我们一般会参与到那些社区已身在其中的活动。我们的干预基于人们已经相信并且已经在进行的活动的基础之上,这样也更容易得到社区的认同。但是如果你需要扩大活动规模,其实你需要获得政策制定者的首肯,但是人总是会变的,社会也总是在变,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策略,我们都必须保持策略的灵活性。政策如果过于僵化了,也会带来很多的桎梏。我们跟内罗毕沟通的时候,他们对于政府的看法是很不信任的,人们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要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你的,人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他们也会看你是不是要从中获利,还是说你要获得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社区本身,要去看他们是否能够接受创新和新的想法。在许多干预成功的社区里,人们本身就想找到新的思路,愿意尝试新事物,愿意让政府做些什么。刚才我说到内罗毕特别讨厌政府,但有时候我们又会发现一些亲政府的社区,他们愿意让政府参与,愿意让政府采取一些行动……每一个社区都不一样,所以要始于社区,终于社区,社区要有主导权,所有的干预都应该是这样,一个项目到底能不能成功,永远都要看到底这个社区有多么开放,他们到底愿不愿意参与。

更新中的哈瓦那展览图片资料

田唯佳:说点古巴的事,古巴是世界上仅剩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有一个学生,他们研究了社区的政策,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让人们能够以小时计费进行工作。比如去建造一些房屋,他们就能够从改善基建的工作中获取一些费用,这是一个比较中层层级的策略,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就是说让工人参与基建,同时也让他们得到一些钱,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一种模式。

 

沈康:在广东的实验中,我们有一个体会,一方面我们做这件事情会和政府沟通,取得政府的支持,虽然我们强调自下而上,但上面的支持力量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是人情社会,在人情的基础上面讲,会衍生出许多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比如我们在南头做的话,就要和当地的义工合作。南头的义工是围绕学校的爸爸妈妈为小孩子服务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跟社会的架构是相关的,这些组织会与街道委员会、居委会发生关系,他们会在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其作用。所以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努力利用这些关系,让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